伊懋可定律
书名:现代的历程:机器改变世界(全四册)作者名:杜君立本章字数:2998更新时间:2024-05-29 15:02:13
事实上,李约瑟的困惑也是所有西方人的困惑,特别是对那些汉学家来说。
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是极其早熟的。中国发达的农业使其人口很早就达到了现代欧洲的规模,人口达上百万的城市屡见不鲜。劳动力的相对过剩,成为制约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因为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精耕细作使机器和规模生产失去可能,并因此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吃苦耐劳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节省劳力的发明创造不受重视。
“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不仅风车和水磨等节省劳力的机械在中国难以推广,甚至连畜力某些时候都被人力替代,反轮子的轿子就是典型案例。
清末时期到中国赈灾的美国人尼科尔斯,通过观察陕西当地的风土人情发现——
村民们使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制造的。妇女们专门务弄棉田。她们采摘棉花,纺织成线,染织成布,为全家人裁缝衣服。……中国的土地和农业制度使得帝国庞大的农业人口生存、繁衍。它对竞争的限制达到了如此程度,几乎任何人都不可能比其乡邻更为富有。它通过给每人提供一块土地,靠自己的劳动生产出仅供个人需要的东西,从而防止懒惰散漫和过度生产。……这一制度只为农业提供便利条件,其他行业的发展则被迟滞了。
1700年到1850年,英国人口从500万增加到1700万,而中国人口从1.5亿增加到4.3亿,中国人口比英国多二三十倍。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中国根本不可能像英国那样,靠进口大量粮食和原材料,出口大量工业品来生存。
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发现:中国在1500——1800年的经济处于“高度平衡陷阱”。即从技术和投资两方面来说,在没有工业科技的投入、农业亩产已近极限的情况下,随着人口的增长,为维持发展所需的剩余产品的数量也会逐渐减少。而随着剩余产品数量的减少,人均的收入和需求也将减少;农业产量和交通技术在当时已没有提高的可能,对于农民和商人来说,明智的做法不是去发明节约劳动力的机器,而是更多地节约能源和固定资本。这被很多人称为“伊懋可定律”。
韦伯虽然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认“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使那些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认为,在中国没有使用机械的必要,因为人力又多又便宜:“使用机械力量所取得的巨大效益在他们不是不懂,就是故意不理。在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机器可能被视为有害无利之物,尤其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必须靠劳力来生存的状况之下。使用机器以省力节时的好处,是否足以消除引进机器可能给个人带来的短暂苦恼和忧虑,在他们心目中根本还是一个疑问。”
虽然直到帝国末期,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是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这种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
中国近代纺织业虽然发达,但基本局限于家庭手工的传统经济模式;家庭不会去适应工具和机器,反而是工具和机器不得不去适应家庭,这必然阻止了机器的出现。
现代工业的秘密在于技术创新,新技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短期内会让传统劳动者失去工作,造成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并可能威胁到王权。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如织袜机的发明虽然提高了生产率,但它所引发的“创造性破坏”也招致各方的反对。
中国对技术进步的保守态度,其实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反机器运动具有类似的动因。考尔伯特称机器是“劳工的敌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强调机器是“有害的”,因为它减少了工人的数量。
早在惠特尼之前,英国人亨利·莫兹利就在朴次茅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规模化生产的工厂,雇用非技术人员大批量生产船用卡座,但英国政府考虑到数以万计的传统技术工人,对莫兹利的革新并不支持。
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意大利曾是欧洲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但许多城市却禁止发明创造。在意大利历史上,有许多发明家倾家荡产,老死他乡,甚至有人为了创新而丢掉性命。
钱乘旦先生是从事世界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历史学家,他指出,工业革命的发生,不仅需要应有的知识和发展的潜力,更需要一个宽容的社会制度。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英国多元化的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承受创造性破坏,这种破坏不仅包括收入的再分配,也包括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以晚清中国遇到的现实问题为例,茶叶向来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但其生产却一直维持在繁重的家庭手工状态,而未能发展出规模经营和机器大生产,再加上英国殖民者大力扶持印度等地的茶叶生产,最终中国茶叶被印度茶叶侵蚀了海外市场。同治五年,中国曾从锡兰引进一架揉茶机,因担心引起揉茶苦力的骚动而未敢投入使用。至少在那个年代,中国人是无法接受由技术引起的“创造性破坏”的。
晚清时期,修建吴淞铁路之所以引发争议,也是因为担心引起马车夫失业。当时担任美国驻华代办的卫三畏对此深表同情:那些靠着沉重的体力劳动谋生的“船夫、车夫等亿兆中国人”,如果生计“忽被汽船或铁路所剥夺”,跌入走投无路的困境,很有可能会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成为他们的统治者的严重灾害和真正的危险”。
像曾国藩对修建铁路的忧虑一样,上海织布局成立时,李鸿章奏准“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恐机器一行,失业则多,无从安置”。
礼部尚书奎润对此也极力反对,他的理由很简单:中国自强之道,与外洋异。外洋以商务为国本,中国以民生为国本;外洋之自强在经商,中国之自强在爱民。外洋民族少,故用机器,而犹招募华工以补人力之不足;中国民族繁,故不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
对游民的焦虑从来都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心病,因此而催生了世界上最古老也最严格的户籍制度。
王学泰先生认为,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在中国社会史中,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始终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因为只有剧烈的社会冲突才会改变他们的底层命运。所以他们是秩序的破坏者,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当时并没有人发现,游民并不是现代化机器工业的阻碍,与之相反,机器工业恰好可以解决游民问题。沈纯在《西事蠡测》中说:“中国则生齿日繁,事事仰给人力,尚多游手坐食之人,再以机器导其惰,聚此数十万游民懒妇,何术以资其生乎?”清代湖南巡抚王文韶说:“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盛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
实际上,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亚洲的问题,也是传统统治者的普遍心态。
在奥地利帝国,法兰西斯一世也对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机器持坚决反对态度。有人将修建北方铁路的计划提交给他时,他说:“不,不,我不想跟它有任何关系,免得国内发生革命。”
法兰西斯一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后来直到1835年去世前一直担任奥地利帝国皇帝。他是一位绝对的专制主义者,坚决反对现代工业的发展。他认为,工厂会把贫困的工人集中到城市,特别是首都维也纳,这些工人可能会威胁到他的专制统治。他的政治目标就是维持传统统治地位,保持现状。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阻止建立工厂。
1883年时,世界钢铁产量的90是使用焦炭生产的,然而在哈布斯堡地区,一多半的钢铁生产仍然使用效率低很多的木炭。同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该帝国崩溃时,纺织品还没有实现完全机械化生产,仍然是手工生产。
法兰西斯一世阻止工业化和经济进步,最终导致了奥匈帝国的经济衰退。无独有偶,沙皇俄国的思路与奥匈帝国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