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的问题

其实，李约瑟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房间里的大象”的人。

从鸦片战争之后，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便成为很多人的心头疑问。在李约瑟之前，梁启超、任鸿隽、冯友兰，甚至李鸿章，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李约瑟难题提出以后，在半个多世纪中，引发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思考以及联想。

作为人类学家，戴蒙德因《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闻名世界。这本书一开篇，作者就抛出一个“耶利的问题”。

耶利是新几内亚一个土著居民，在两个世纪前，耶利的祖先和其他新几内亚人一样，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如今他们也建立了国家，享用着从钢斧、火柴、药品到服装和雨伞等现代制品，他们将这些西方人发明的物品叫作“货物”。

耶利问戴蒙德：“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货物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引发了戴蒙德的深思，他顺着这个问题进一步设问：为什么现代社会的财富和权力分配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为什么是西方白人征服了其他民族，而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去征服欧洲人和亚洲人？

戴蒙德对地理和技术极其敏感，他的很多思路都由此而发。在他看来，李约瑟问题也可以从历史、地理方面找到答案。“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

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方世界虽然统一在基督教会下，但世俗社会一直是多中心和多元的，从而保持了竞争、差异、宽容和活力，按美国学者霍夫曼的说法，这是一种竞赛模式。

李约瑟问题的实质是：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近代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一个答案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民主制度在欧洲各国建立，尤其是基督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思想意识，培养了近代欧洲人的民主思想意识。

黄仁宇的专业研究方向是明代财政史，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却是提出“中国大历史”的概念。

黄仁宇认为，土壤、风向和雨量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中国官僚体系。对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再进一步探究，许多学者就将矛头指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罗素认为，封建时代的中国教育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精神和科学，而没有科学，也就没有民主。“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权力专制、学术专制是对中国科技的最大摧残。

在一个权力社会，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权力垄断知识的结果比垄断面包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垄断面包毁坏的是身体，垄断知识毁坏的则是人们的智慧和头脑。

研究历史不能脱离其特定的语境。在没有选举制度的情况下，相比权力世袭，科举制有其积极意义，如梁启超曾说“科举非恶制也”。问题的关键是考试的内容，正如顾炎武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费正清也注意到中国的地理、水土和气候因素，他将美国与中国进行对比后发现，“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 。这有点像贝尔纳的那句名言：“构成我们学习最大障碍的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

费正清同时还指出：中国之所以未能发展出西方定义的现代科学，是因为缺乏一个完善的逻辑体系。其实，如果说古代中国未能发展出我们今天说的“科学”，那么它在古希腊、古罗马等古代文明乃至中世纪的欧洲也是不存在的。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是在文艺复兴之后，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无论是被称为“现代物理学之父”的伽利略，还是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牛顿，都是那个时期的人。他们离我们也不过三四百年而已。

费正清其实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科学是一个现代概念，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西方所定义的概念，如果生搬硬套，用其来看待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难免失之偏颇。

在中国古籍中，关于技术的专著也不少，比如《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

《考工记》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列子·仲尼》说：“大夫不闻齐鲁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声乐者，有善治书数者，有善治军旅者，有善治宗庙者，群才备也。”

中国自古不缺乏熟练的技术，也出现了无数技艺精湛的手工艺人，只是比较缺乏研究技术原理的专业学者。

宋应星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天工开物·乃粒》第一篇中批评道：“纨绔之子，以赭衣视笠蓑；经生之家，以农夫为诟詈。晨炊晚饷，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换句话说，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中国古代文化讲究“道”与“术”，重视道德文章，轻视“实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比如，钟表在西方是技术的典范，在中国则成为艺术品；玻璃在西方的应用以放大镜和望远镜为最，在中国则体现为鼻烟壶文化。

通过这些有趣的对比，能看出中国文化明显重艺术而轻技术，甚至将技术也变成艺术。事实上，李约瑟著作的中文名为《中国科技史》，其英文原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工艺和文化史》。“从中英文标题本身的区别就可以看出，中文里对科学的理解和西方主流文化对科学的理解，其实并不一致。”

将李约瑟难题换个说法，可以变成这样一个问题：无论东西方，在古代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对于这个问题，科技史学者这样回答：没有那种需要，那个时代的生产模式和自给经济足以按照那时的现状继续维持。把利润当作合理追求目标的资本主义观念完全不符合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这种观念在当时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为了那样的目标而可以或者应该去掌握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也是不可能有的想法。因此在古代，无论东西方的文明社会，都根本不可能想到要进行工业革命。

《科学的历程》的作者吴国盛认为，中西方文明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如果说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是各自园地中生长的两棵大树，那么这两棵树一为苹果树，一为桃树，品种并不相同。近代科学是西方文明之树结出的果实，至于桃树何以结不出苹果，只需知道它是桃树不是苹果树就行了。同时他还认为，虽然古代中国在实验科学领域有所短，但是在包括天文、地理、植物、动物乃至衣、食、住、行、医药等方面博大精深，可以说在博物学领域格外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