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绳子

美国军事史学家汉森认为，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嗜血好斗，但他不认为这是坏事，他称之为“杀戮的艺术”和“文明的暴徒”：“相比其他文明，西方文明在军事领域中，乃是唯一能够在纪律、士气方面达到如此高度，同时在技术上取得高深造诣的文明体系，也只有这样的文明会在凡尔登会战里将杀戮的艺术推向疯狂的极致——工业文明下永无止境的杀戮远比部落时代最血腥的屠场来得可怕。无论是来自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武士，还是祖鲁族的军人，在组织、后勤与武备方面都无法达到现代西方军队的水准——他们也无法杀死或者替代数以十万计的西方士兵，这些人花费数年时间浴血奋战，只为了民族国家所秉持的一条抽象的政治路线而已。”

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将美国独立看作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乌托邦运动”。这场“政治试验”基于《独立宣言》中个人主义和民主理念，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

古罗马理论认为：国王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暴君，假如暴君被贵族赶下台，贵族最终也会滥用他们的权力；接下来，人民将推翻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民主制度；民主政府是由人民统治的政府，但相当不稳定，权力最终会落入暴徒和煽动者之手，混乱随之发生；人民为自己的生命和安全而担惊受怕，直到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从混乱中建立起秩序，那人随即获得王位，而循环便再一次开始。该理论认为三种主要制度——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每一种都会趋向腐败。美国的创建者们所理解的共和国，即是由上述三种制度混合为一个能互相制衡的政府，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定。

美国建立之前并不是一张白纸，这里不仅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而且还有大量的原住民。美国建立之后，便开始了国家的扩张运动，这一过程极其暴力和残酷。

在建国百年之际，美国的疆域已经横跨北美大陆。在广袤的西部，一种高效而现代的钢铁城墙成为阻隔印第安人的利器，这就是工业化大量生产的铁丝网。

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签署《宅地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均可领取不超过160英亩的西部国有土地。该法案引发了大规模的西进运动。带刺的铁丝网帮助白人征服了这块肥沃的新土地。

西部平原树木稀少，就连石头都不多见，要做传统的木栅栏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铁路尚未修建，木材在这里极其稀缺，就连盖房子也不得不用茅草。在迈克尔·凯利发明带刺的铁丝网之前，因为缺乏有效的围栏，农牧业都难以开展。不仅牲畜很容易跑丢，而且农场经常受到印第安人的进攻。用带刺的铁丝网做围栏，就能以极低的成本将大片土地圈占起来作为农田或牧场，并逐渐形成白人定居点。

早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人就已经实现了铁丝和钉子的大规模生产。在凯利发明带刺的铁丝网之后，约瑟夫·格里登紧接着发明了一台机器，从而实现了带刺铁丝网的大量生产。

发明者根本没想到他们的产品如此受欢迎。带刺铁丝网的销量从1874年的1万磅，猛增到6年以后的8万多磅。随着大量生产，铁丝网的价格也从每百磅20美元，降低到1897年的每百磅不到2美元。

随着铁丝网的延伸，生活在西部平原的印第安人遭到驱逐，因为他们没有剪断铁丝网的钳子。铁丝网使印第安人失去了家园，因此他们将铁丝称为“恶魔的绳子”。“恶魔的绳子”是如此可怕，让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很快便走入绝境。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的印第安人，大多数都遭到屠杀，少数幸存者只能在最后的几块保留地中艰难求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铁丝网是中世纪石头城堡的一种延伸，象征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产权，当然这只是对白人而言。有经济学家认为，铁丝网是“改变世界面貌的七项专利之一”。它恰好出现在西部开拓运动中，将不同的牧场分割开来，土地产权因它而得到确立。有记载称，19世纪80年代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农场占地约120万公顷，所用的铁丝网长达9600多公里。

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比空气轻、比威士忌烈、比尘土更廉价”的带刺铁丝网就传遍了世界各地。在澳大利亚一些原野，至今仍可看到当年殖民者拓荒时留下的铁丝网。

正像很多民用技术一样，铁丝网很快被用于战争。在19世纪末期的第二次布尔战争中，英军利用铁丝网步步为营，长达8000公里的带刺铁丝网和9000个碉堡将整个南非分割成无数个隔离区，这很快就让布尔人的游击战无用武之地。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铁丝网和马克沁机枪成为战壕的标配，进攻行动因此变成集体自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带刺的铁丝网，将一战变成欧洲的“绞肉机”。一位法国步兵回忆说：“德军的铁丝网就像噩梦，我们在笼子里胡冲乱撞。”另一位法国上尉说：“子弹、圆镐和带刺铁丝网结合在一起，把西线所有的攻势都彻底毁掉了。”

铁丝网根本不怕炮火轰炸，即使被炮弹击中，也只会让它变得杂乱，看上去更让人望而生畏。在铁丝网面前，进攻者就像落网的鱼一样，只能徒劳地挣扎。它难以破坏，更难以穿越，让人无处可逃；对防守者来说，它既容易设置，又不影响视线和射击。随着铁丝网和机枪的出现，古老的骑兵黯然退出了战场。

在一战中，美国早早就选择了中立，但他们并不是战争的旁观者。战争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尤其对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的铁丝网大国来说，更是如此。

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从19世纪开始，次第进入工业化的欧美各国，争相研究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基于标准化和零件互换原则的大量生产模式，使军事工业迅速发展壮大到一个可怕的地步。

从传统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最为明显的变化，或许就是国家可以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向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建设上；工业财富的突然放大，使国家可以供养一支更加庞大的军队。在这种生产力竞赛中，逐渐形成了暴力技术的严重失衡，一些军事大国以工业帝国主义的面目发起现代化战争。相对其他农业国家，这些军事大国的技术优势大大降低了战争的代价。

与此同时，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被扩展到人类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发动战争提供了现成的借口，人类世界被视为强者为王的战场。

在这种强权逻辑中，弱者非常被动。马基雅维利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权势。”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这四部巨著构建起一个主导现代社会的核心思想体系。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主张斯巴达主义，即国家就是一个战争机器。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特别提到：“西方成为这世界的赢家，所依凭的并不是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在于其更有能力运用有组织的暴力。西方人经常忘记这一事实；但非西方的民众永远也不会忘记。”

马拉塔王国虽然可以将莫卧儿王朝控制在股掌之间，但在英国征服马拉塔联盟的战争中，马拉塔人最终认识到：即使打赢了战争，他们仍是失败者，因为要打败这个敌人，他们就不得不变成敌人那样。这个代价太过高昂，以至于让人无法认真思考，于是他们被彻底击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