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共产党宣言》

用一句中国俗话说，历史属于“事后诸葛亮”。历史只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而不记录未发生的事情。过去没有的，并不意味着将来没有，未来不是历史的再现，技术进步的本质正在于其不可预知性。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革命来自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发明，也包括制度创造。如果没有专利法，就不会有那么多发明；如果没有公司制度，这些发明也不会创造那么大的价值，当然工业也就无法诞生。

工业革命无疑是由个人技术创新引发的，但是将它们转化为产品，并影响社会的却是公司。

公司是一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创造物；或者说，除了国家，公司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体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司的出现丝毫不逊色于文字、货币、火药、蒸汽机的发明。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印刷、火药和指南针，但使其改变世界的却是公司。作为一种最特别的“机器”，公司制度是技术的放大器，使技术创新变成真正的财富。

公司这种现代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后期的教会企业，可以视为独立法人有限公司的原始雏形。

中世纪末期，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地中海地区商业极其繁荣，巨额国际贸易催生了一些民间性质的企业组织，这种独立经营的商业组织构成了公司的雏形。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两年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或许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最早的起源。

作为西方殖民工具，无论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它们都拥有国家特别授权，除了一般的生产和贸易，还可以对外征服、统治、宣战、媾和，包括组建军队和发行货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名为公司，实则与国家无异。在其建立后的很长时间里，英国与荷兰的竞争其实就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

从商业结构来说，这两个东印度公司作为股份制法人公司，已经与传统的合伙企业大相径庭：它们都实行无记名制，也就是合伙人以陌生人为主；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决策权交给董事会，如果投资人不同意，可以转让或出卖自己持有的股份；与传统经营者不同，股份公司经营者即使失败，他也不需要承担债务，更不会倾家荡产，他唯一的“资本”就是创造力和才干。

另外，公司是长久存在的实体，具有独立于股东之外的法律地位。

股份公司是建立在章程之上的，体现的是一种民主精神和契约精神。作为公司投资者，股东虽然不参与公司经营，但公司的所有权仍属于全体股东，股东大会拥有公司的最高权力。在股东大会上，每个股东都有自己的席位和投票权；每一份股份都代表等量的权力，拥有股份越多，话语权越大。管理和监督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都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例，其董事会成员有70多人，一个由17人组成的代表机构掌握决策权；这17人分别来自阿姆斯特丹、泽兰省和其他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与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基本发生在同一时期。一个是公司，一个是国家，二者从组织、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同构性。

从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行政管理后来何以成为英国公务员制度的原型——公司职员对全体股东向来以“公仆”自称。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总结为六个字：从身份到契约——人与人、人与经济组织、个人与国家等，无不建立在契约而非依附或者强制的基础之上。亚当·斯密曾说，法律和政府的形成是人类审慎与智慧的最高成就。其实公司也是如此。从公司构建过程中的章程、权力制衡、风险评估等环节，足以说明现代公司的基础必然包括民主、共和以及契约等现代精神。

现代公司与现代国家一样，都属于由陌生人自愿组建的社会公共机构，而不是基于血缘的一人一家的私产。梅因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事实上，股份制这种民主管理模式不仅仅限于公司，大量的银行、协会、社团等社会组织往往也采用股份制。用斯密的话说，一个拥有地产的人必然是国家公民，但一个拥有股票的人就可以是世界公民；因为他的财产是无形的，他不需要依附于国家。

股份公司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充分发挥了“集腋成裘”的社会力量。

荷兰东印度公司初始资金为650万荷兰盾，英国东印度公司仅为7.2万英镑，几乎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对投资人来说，资本属于永久性投入；虽然可能会获得分红，但却不能指望这笔投入会被很快返还。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最初80年间，分出去的红利共达到原有资本的1482。对于那些股东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投资啊”。到166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5万名员工和1万人的军队，股息高达40。可以说，荷兰的兴衰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很大关系。

不能不提的是，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中国台湾；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雅加达屠杀华侨万余，史称“红溪惨案”。

英国东印度公司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成功”得多，甚至征服和统治了比英国大好几倍的印度。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殖民掠夺的总值约为10亿英镑金币，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0年到1800年间，就从印度掠夺了1亿～1.5亿英镑金币。

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便不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是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一位英国工业史学家嘲讽道：“如果瓦特早生五十年，他和他的发明一定都同时死亡了。自有世界以来，可能没有一个投资的收获超过像掠夺印度一样的利润。”

在传统社会，人们都相信劳动创造财富，现代社会则树立起资本这个重要概念，将资本视为财富的重要源泉。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通过研究比较发现，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中，一个无可撼动的事实是，资本收益率至少是产出及收入增长率的10～20倍。实际上，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产阶层才可致力于发展除谋生以外的各种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