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2）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在加快。到1851年，英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英国成为世界首个“城市主导型社会”。

1750年，英国只有两座城市的人口超过5万——伦敦和爱丁堡。至1801年，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增至8座，1851年增至29座，其中9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这些新兴城市几乎都是工业城市。

19世纪前30年内，伦敦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50万。接下来的20年内，人口又增长了100万。从1800年到1850年，伯明翰的人口翻了三番，从7.1万人增长到23万人，曼彻斯特的人口从8.1万人增长到40.4万人；港口城市利物浦的人口数量更是从7.6万攀升到42.2万。

这些城市功能非常单一，只有工人和工厂与日俱增，却没有相应配套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曼彻斯特，因其肮脏、喧闹和恶臭而声名狼藉，被批评家们讽为“将文明人变成野蛮人的机器”。

客观来说，工业城市化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当时的城市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人们无法预见到这种剧变，所以建设大大滞后于发展的步伐。短时期内人口剧增，必然带来居住环境的恶化，城市里到处都是贫民窟。当时的城市街道狭窄，路面没有任何铺设，到处是污泥和排泄物，散发着恶臭。肮脏的环境也让传染病迅速散布，霍乱等瘟疫一次又一次地爆发。

有一种统计认为，城市劳工和机械工的死亡率比乡村地区高出一倍；出生在曼彻斯特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活不到5岁。

但一些经济史学家对此并不认同。历史总离不开时代背景，有人指出，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普通家庭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相比之下，工厂给这些穷人带来新的机遇——

说工厂把家庭主妇从婴儿房、从厨房拉了出来，说工厂让孩子失去了玩耍，这完全是歪曲事实。这些妇女根本没有东西来烹饪，也没有东西来喂养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也缺衣少食，饥肠辘辘。工厂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所。工厂拯救了他们，严格地说，把他们从快要饿死的边缘上救了出来。

19世纪上半叶，日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英国迎来了欧陆大规模移民潮。从1780年到1830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1400万，新增加的人口几乎都流入城市，进入工厂。在这50年中，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增加了25，而工资仅仅上涨了5。

从1830年开始，工人的骚乱形式开始发生变化，最终产生了工会组织。工会拥有的终极武器就是大罢工。大罢工也被称为“圣月”，这并不完全是讽刺。

大罢工是很多工厂工人的集体行动。能将这么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团结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工会，不如说是人们普遍不满的情绪。他们都认为，自己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忍受饥饿，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沦为奴隶，原本追求的是面包和希望，最后得到的却是石头和绝望。

在19世纪40年代这个“饥饿的40年代”，英国经济大幅下跌，棉纺业陷入困境，资本家破产，失业率一度高达18.6。1845年，一个路过曼彻斯特的美国人叹息：“人类躺在遍布整个社会的流血碎片中，悲惨、被欺骗、被压迫、被粉碎……活着的每一天，我都感谢上天，我不是一个生活在英国、需要养家糊口的穷人。”

当时，恩格斯正在曼彻斯特棉织厂工作。他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绝望的笔调详细描绘了成千上万人生活的“绝对悲惨和物质上的脏乱”。这本书出版后，深深打动了马克思。

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也对此忧心忡忡，因为无论在哪里，人们看到的都是各种匮乏，沉疴遍地，工作环境也极不人道，资本家把人当机器或奴隶一样驱使。他们担心，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都在走向崩溃，直至毁灭。

19世纪40年代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年代，疾病流行、经济萧条、食物短缺、农业歉收、饥荒和失败的革命充斥各处。

正是在这种不幸的时代背景下，20多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的工资还会继续下降。1848年，这一思想构成了《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