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1）

在棉花革命之前，圈地运动产生的英国毛纺工业孕育了近代工业。

当时仍然是家庭手工业时期，一个织工同时身兼工匠和老板，一架祖传的破旧织机就是作坊的全部。用恩格斯的话说，“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他们的耕作是马马虎虎的，也没有很多的收入；但是，至少他们还不是无产者”。

随着“布业家”包买商人的出现，英国进入商业资本主义，从事生产的织工便成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接下来，商业资本家转变成为工业资本家，工厂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工业资本主义的获利方式不同于商业资本主义 ，前者无法通过后者的贱买贵卖方式获利，而是通过低廉生产、高价出售获利。特别是巨额投资于生产资料时，雇主往往喜欢雇用完全听话的劳动力。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变革生产方式，实现最富效率的劳动力分工。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开头写道：“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由于蒸汽机和纺织机器的广泛使用，纱厂的工作不仅很容易学会，而且只需要很少的体力，于是工场主大批雇用薪资更低的妇女，甚至是儿童。

“在机器上工作，无论是纺或者是织，主要就是接断头，而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种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地灵活。所以男人对这种工作不仅不必要，而且由于他们手部的肌肉和骨骼比较发达，甚至还不如女人和小孩子适合，因此，他们几乎完全从这个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去了。这样，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气力所代替，于是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男人了。”

1789年，在德比郡的阿克赖特三家工厂中，总共1150名工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儿童。根据1788年的一份统计，当时英国142个纱厂使用童工共计25000人，女工31000人，而男工只有26000人。

18世纪中后期，由妇女和儿童构成的纺纱工的工资只有每天4到6便士，不及短工工资的三分之一。

1805年，煤气灯被装进英国的工厂。这种远比鲸油和蜡烛更加明亮且廉价的照明方式的出现，意味着工作时间的长短从此完全由人控制，而不再受日出日落的限制。

这场人工照明的革命使得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延伸到极限。马克思说：“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失业，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值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

“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发生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进城务工的失地农民占到英国农民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一些流浪者身无分文，找不到工作，无处栖身，难免病饿而死。

像马尔萨斯这样的贵族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而懒惰是一种罪恶，因此贫穷就是犯罪。英国政府颁布的《济贫法》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任何流浪者都将被警察逮捕后送往工场进行强制劳动。

1843年，英国有200万名技术工人沦为《济贫法》认定的囚犯。安置乞丐的地方被称作“恐怖之家”：乞丐在那里被迫每天劳动14个小时，而饮食仅够果腹。

工人阶级之所以贫穷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是他们工资低的一个原因在于，本应是他们的收入，却被转移给了新兴的商业阶层，他们用这笔钱来投资新机器和新工厂。工业革命没有创造第一批资本家，但是它确实造就了一个数量和力量的规模上前所未有的商业阶级。这些“烟囱贵族”不仅控制着一国的经济，还控制着国内的政治。

在1854年的小说《艰难时世》中，狄更斯这样描写当时的工业城镇：

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上面冒着长长的黑烟；运河被染得又黑又臭，密集的厂房里整日轰鸣，蒸汽机的活塞来回运动，如同暴怒的巨象。大街小巷都一个样子，里面住的人也都差不多，他们在同一个时间上班下班，做同样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今天跟昨天、明天没有什么不同，今年也和去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