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梭罗

在古代中国，儒家伦理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主流地位；在中世纪欧洲，宗教文化与之类似。 现代世界是一个普遍世俗的社会，宗教和伦理走向边缘化，科学被抬举到“生命之树”“闪电之光”的地位。

人们对科学的狂热崇拜，说白了其实还是对技术的追求。用凡勃伦的说法，现代文明以及现代科学的特征是注重实际，是功利性、目的论的。但在现代以前，科学或者知识却并没有受到这样的重视。

凡勃伦把人类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手工业时代和机器时代。只有到了机器时代，科学和技术才变成社会发展的根本，所谓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人对知识的追求，并不见得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通过更高效、更强大的机器，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康德认为，虽然工作是使人的生活得到快乐的最好方法，但每个人都应该“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事实上，兴起于康德那个时代的机械工业，正是依靠将工人当作工具来提高生产效率的。资本家对工人的生活和健康的责任，仅限于支付当天的工资。工厂体系用细致的分工阉割了人的能力，然后用饥饿威胁来维持这种秩序；工人沦为机器体系的一个齿轮或者螺丝钉，一旦离开机器就变得一无是处。机器的发展越来越先进，工人只是机器的服务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也是一场反机器、反奴役的人文思潮。作为启蒙运动的旗手，卢梭后来成为启蒙运动的坚决反对者。在他看来，启蒙运动虽然给人光明，却不能给人温暖，虽然驱走黑暗，却不能关照人心。他在《论科学与艺术的道德影响》中宣布：人们的期望都是错的，文明开化的过程通向的终点不是解放，而是奴役；文明用“花束掩盖了拖累我们的枷锁”，而“艺术与科学进步了多少，我们的心智就退化了多少”。

根据卢梭的观察，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源自一种恶：天文学源于迷信，数学源于贪婪算计，机械源于野心，物理学源于愚蠢的好奇。甚至绘画也不是什么良师益友，因为绘画辅助了一些伤害道德的言论的传播。“在我们的风尚中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好像人人都是同一个模子中铸造出来的。”卢梭最后预言，人最终会彻底地疏离于现代世界，以至于他们将祈求上帝让他们回到从前“无知、天真、贫瘠的状态，只给他们留下那些令人快乐、值得珍重的东西”。

卢梭宣扬农民的自由智慧与朴素健康的田园生活，开创了19世纪浪漫主义先河。他在《爱弥儿》中写道：出自自然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卢梭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很多年以后，机器已经征服了所有的土地，一个叫梭罗的青年逃到了瓦尔登湖，他在那里居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劳动，思考，晒太阳。

“许多人钓了一辈子的鱼，却不知道他们钓鱼的目的并不是鱼。”梭罗在尝试一种简单的、没有机器的新生活方式。他相信自己既不懒惰，也不任性，应当做些与他性情相近的体力劳动来谋生，比如造一只小船，或是扎一道篱笆，种植，测量，或是其他短期工作，而不必忍受长期枯燥的机器奴役。

梭罗认为，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因为他需要的并不多。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劳动，以供养自己的生活，然后留下大量的闲暇时间，来读书、思考、旅行、享受自然。“最富有的人，并不是拥有最多物质财富的人，而是拥有最多自由时间的人。”

梭罗灵魂的最大特征，就是独立和个性。他如空谷之幽兰，将自己在瓦尔登湖森林中的生活和思考，写成著名的《瓦尔登湖》：

1845年3月末，我借来一柄斧子，走进瓦尔登湖的森林，开始砍伐一些箭似的白松，准备造一所房子。那是愉快的春月，人们感到难挨的冬日正跟冻土一般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展起来……

梭罗提醒人们，舒适和奢侈正成为现代人的负担，机器正在使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会导致生命的衰落。“我们接通了越洋的电缆，却用它询问阿德莱德王妃是否得了咳喘，并未用它交流人类的思想；我们建成了铁路，却坐着它去城里消磨时光。”

梭罗在少年时就曾说，他要将圣经中关于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教义，改为工作一天、休息六天。他在瓦尔登湖实践了这种生活方式：仅花了28美元就建起栖身的小木屋；花27美分就足以维持一个星期的生活；只需工作6个星期，就足以维持一年这样俭朴的生活；一年中，他可以用46个星期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梭罗追求闲暇，但反对机器，而实际上发明机器的初衷其实也是为了节约劳动时间，让人得到更多的闲暇。比如有了洗衣机，人就可以将洗衣服的时间变成自己的闲暇。但在梭罗看来，洗衣机会让他失去俭朴的美德。

马克思是与梭罗同时代的人，马克思赞赏机器，但反对机器对人的异化。马克思曾经设想共产主义的生活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人们就不至于被一种职业束缚，成为一个单纯的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一个人一生只能看到一个世界。”梭罗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国家机器”的批判。如同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他以《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提醒人们警惕国家主义的扩张和政府权力的机器化，“当镇压和抢劫成为它的内容时，我说，让我们再也不要这样的机器了”。

梭罗希望国家能够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公民：他乐于想象的国家的最终形式是，它将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尊重个人就像尊重邻居一样。

中国人读《瓦尔登湖》，很容易想到陶渊明或竹林七贤。其实，梭罗的思想与孟子更为相似。孟子尝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时，孟子也崇尚节制、简朴，甚至苦修的生活。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在反机器浪潮中，革命家付诸暴力，思想家成为隐士，艺术家则掀起一场艺术复古运动。

工业化机器产品的粗制滥造，引发了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的激烈批判。一大批艺术家和思想家以一种天然的道德力量和想象美学，来抗衡当时的机器物质社会。在他们看来，技术属于机器，而艺术属于人类。因此，文学、诗歌、音乐、绘画、舞蹈、雕塑、设计等创作活动被奉上神坛，受到全社会的热捧。

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尤其醉心于艺术形式美的追寻，并坚信只有风格才能使艺术不朽。据说王尔德从英国初次到美国，进关的时候傲然地对海关官员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申报的，除了我的才华。”

中世纪留下大量优美的建筑，它们都是无名工匠的杰作。在现代建筑中，工匠变成了工人。当工作由机器控制，人无法直接掌握原材料时，人的创造空间便被压缩了，工艺风格从多样变得单调。哥特时代的教堂被称为“穷人的圣经”，人们在这里接受宗教、道德和美的教育，石头赋予人们对历史的深刻印象。在玻璃和钢筋水泥时代，这种历史感彻底失去了。

1851年，建筑师佩斯敦设计的水晶宫开创了预制装配的先河。工艺美术运动先驱拉斯金对此批评道：“这些喧嚣的东西，无论其制作多么精良，只能以一种鲁莽的方式干些粗活……人类并不倾向于用工具的准确性来工作，也不倾向于在其所有的活动中做到精确与完美，如果使用那种精确性来要求他们，并使他们的指头像齿轮一样去度量角度，使他们的手臂像圆规一样去画弧，那你就没有赋予他们以人的属性。”

批判者们认为，只有幸福和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创造出真正美的东西，而工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剥夺了人的创造性；机器不仅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而且还会制造众多的社会问题。只有回归到中世纪的社会生活和手工艺劳动，才能重构美与道德的平衡。

颇为嘲讽的是，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工艺美术运动，完全被资本主义“商业暴虐机器”所吞噬，最终衍变为一种庸俗的商业流行文化，从此风靡整个世界，将人类带入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