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机器主义
书名:现代的历程:机器改变世界(全四册)作者名:杜君立本章字数:3048更新时间:2024-05-29 15:01:48
工具与机器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要适应人,而后者却要人去适应它。这有点类似工作与劳动的区别。“劳动”是为自己干活,“工作”则是为了别人。好比一个人为自己做家务属于劳动,但一个家政服务者为别人做家务则是工作。
细究起来,“工作”这一概念在传统社会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对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或猎人来说,无所谓工作,这与今天的诗人或思想家类似。只要全身心地投入,就无所谓工作不工作。“工作”的出现,应是始于职业分工和专门化,从手工业开始,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变成主流。
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机器要求劳动者为它们服务,劳动者被迫改变他身体的自然节律来适应机器的运动”,“即使最精巧的工具也始终是人手的奴仆,不能指挥或代替人手;即使最原始的机器也指挥着身体的劳动并最终取而代之”。
在一个观念传统的人看来,手工匠人从身到心都是自由的,而现代工厂是一种“新的监狱”,时钟就像是一个“机器狱卒”。匠人是个体的、分散的,而工人则被集中起来,变成一个阶级。
机器大工厂与传统手工作坊最大的区别,是以非人力的动力驱动;无论是水车还是蒸汽机,对动力的依赖使得生产和生产者必须集中在一起。
工厂的生产需要严格的秩序。对习惯于家庭手工或者小作坊工作的传统手工业工匠来说,工厂的纪律简直是不能忍受的。以前的手艺人大多在自己家里“工作”,虽然收入也很微薄,甚至要长时间劳动,但他的工作或休息都是自愿和随意的,高兴的时候可以好几天不工作,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因此,与严格的工厂相比,家庭劳动要自由得多。
同样是干活,从家庭作坊到大工厂,自由快乐的劳动没有了,枯燥乏味刻板的工作开始了。工厂意味着体制,机器意味着规训,人的体制化也是机器化,让人变成机器,或者机器的一部分,乃至一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或小齿轮。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工厂多多少少都借鉴了海外种植园的经营和管理模式。
当时,欧洲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建立了大量的甘蔗种植园,以奴隶劳动和大机器来生产蔗糖,赚取了极高的利润。对这些种植园主来说,奴隶就是没有头脑的机器,只要机械地工作就行。同样,欧洲的工厂主雇用工人,也只是教会他们动作,而非思考,关键是驯服和听话。
如果说种植园主是占有奴隶的身体,那么工厂主则占有工人的时间。工人进入工厂,意味着要接受工厂的纪律约束,这种机器时代的“规训与惩罚”构成现代语境下的“权力技术”——
在17和18世纪,纪律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它们与奴隶制不同,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上。纪律的高雅性在于,它不用这种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
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服的”肉体。
早期的欧洲城市虽然不同于乡村,但它完全是手工业者的天下,这种基于家庭和行会的组织模式具有浓厚的传统和地域特色。
在曼彻斯特的机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依然保持着传统之美。这里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所有的工作都是手工完成,并且所有的工作场所都很小。有时他们甚至会在街上工作。工人之间和谐一致的工作态度,形成了复杂而持久的巴塞罗那地方特色,正如中世纪的其他城市一样。
在这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许多工具都是大家一起共用的。如果你需要购买木板或丝带,那你最好和装饰商住得近一些。染坊设在水边,鞋匠就在皮革店隔壁。顾客都喜欢在一个地方找不同的店铺来比较同样的商品,这样就不用东奔西跑。甚至一个盲人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味和声音,在哥特区来去自如——木匠拉锯的声音、箍桶匠的敲打声、皮革的味道、铁匠的烟熏气息,等等。
但到了1835年,巴塞罗那也有了纺织厂,同样也有了反机器运动;人们谴责机器是“魔鬼的发明”,纺织厂很快便化为灰烬。当地的一份报纸警告工厂的雇主说:你们工厂里的技工和你们都是上帝用同样的泥土创造的,千万不要把他们看作是和你们工厂里的机器一样的东西。
1844年,在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爆发的织工抗议,最终演变成一场武装起义,工人们不仅捣毁工厂里的机器,还焚烧了仓库和工厂主的财物与账簿。诗人海涅为此写作了一首《西里西亚织工之歌》——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机器时代将人聚集在一起,人因机器的巨大有力而显得渺小无力。相比之下,手工业时代是悠远的、缓慢的、温情的、确定的,而它的历史更是古老的。
在农业时代兴起以后,理性化的反机器思潮成为一种主流。“器”为用具或工具之意。从这一角度来说,传统中国不反对“器”而反对“机”,“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对人的重视叫作“器重”,“玉不琢,不成器”,等等。
在器用文化的影响下,机器被贬斥为奇技淫巧,反机器思想影响深远。“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抱瓮灌畦”常常被视为典型的东方式智慧。这一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佚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桔槔作为农耕时代的典型机器,虽然功效甚高,“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却在此遭到了严厉批判,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从而“道之所不载”。然而,瓮作为一种简陋、低效的汲水工具,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器”。
中国传统思想常说“机械,巧诈也”。“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作为中国道家的始祖,老子崇尚复古,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他倡导的理想,即“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从历史现实来看,在农耕文化非常发达的中国,人口过剩常常构成对效率的挤压效应,勤劳比机智更接近于中国美德。“铁棒磨成针”被视为一种美谈,甚至很少有人对此质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懒惰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如果对比英国18世纪纺织工人的处境,或许人们更有理由重新看待东方“守拙”“无为”的智慧。
但实际上,这种智慧即使在古典时代也并不见得为人所接受,老子不由发出如此感慨:“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如果老子活到现代,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这至少让媒介学家麦克卢汉无限感慨——所谓“神生不定”,也许正是人们在现代危机中的精神状态,而技术和机器在全世界广泛应用的程度,却是古代圣贤远远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