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工

从某种程度上讲，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市场的扩大会导致生产的专业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工业时代的到来，使一切商品的生产成本都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交易成本也在持续下降；工业技术的扩散更是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传统特征。从根本上来说，工业革命是一次工业大分工。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成为现代财富创生的根本基石。

人类发展的历程本身就是分工的历史。人类最初的分工，或许就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在最早的原始农业时代开始之前，普遍存在着这种分工，即男人从事狩猎，女人从事采集。

达尔文通过对一些原始部落的考察，提出一个观点：“远古人实行劳动分工，每个人并不直接制造自己的工具或陶器，而是由某些人专心投入此类工作，以此交换捕猎所得。”进入农耕时代以后，男耕女织，分工继续向前推进。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将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手工业的出现促进了传统经济，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资本时代，竞争和利润的压力使手工业被迫再次进行更为细致的专业分工。在更精细的尺度下，真理会变得更加完美。分工使复杂的操作被分解成很多简单的步骤，从而实现了专业化。

分工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也促进了机器的发明和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机器的发明和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分工。机器的产生是步入专业化提升阶段的标志，并被视为专业化的附属产物，且可能会持续地提高人均产出。

分工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也使发明制造扣针的机器成为可能。一个未经训练又没有专门机器的人，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而在专门的扣针制造厂，借助专门的机器，10个工人每日就可制成48000枚扣针，即一人一日可完成4800枚。专业分工使得制针产业内部的人均产出至少提升了240倍。

分工使同样的劳动者能够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劳动者的工作技能更加专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专门机器的介入，进一步简化和缩减了工作量以及工作强度，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亚当·斯密指出，由于分工，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都出现成倍增长，一个治理得很好的社会所出现的普遍的富裕，扩展到了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身上。

传统时代缺少分工，人们常常需要自力更生，比如自己的鞋子自己做。有了分工，人们都会去买鞋子，而不是费力在家制鞋。裁缝不会做自己的鞋子，而是去鞋匠手里买；鞋匠不会自己做衣服，而是去找裁缝买。

其实，早在亚当·斯密之前，法国大百科全书就曾指出了分工的三大好处：改进人力资本和提高技能，节省转换活动的时间和促进机器的发明，以及市场和人口在促进专业化方面的作用。

在分工原则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整个社会实现了劳动节约。亚当·斯密说，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这与中国先秦法家思想略同。

韩非子说：同为木匠，造车子的木匠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木匠希望人“夭死”，并不是造车子的木匠心肠特别好，也不是打棺材的木匠心肠特别坏，也不是出于他们各自的爱与憎，而是由他们的实际利益决定的，因为人不富贵就买不起车，人不死棺材就卖不出去。

在中国春秋时代，大量生产的战车和弩机标志着古典机器时代在东方走向成熟。“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弩机实现了高度分工和完全通用，制造者分为弓人和矢人。当时战车是国力的象征，也实行了分工，“舆人”专门制车厢，“轮人”负责做车轮。《淮南子》中说：“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学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辔不行，学御者不为辔也。”“故古之为车也，漆者不画，凿者不斫，工无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奸。”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手工业技术手册，《考工记》中详细记载了周代中国手工业中各个不同工种的分工与工艺，包括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六大类，共三十个工种：“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

《考工记》又云：“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由此可见，当时已经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

在与中国春秋战国同一时期的古希腊，柏拉图也提出了分工理论，他论述了专业化和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认为市场和货币的基础是分工。

专业化鼓励创新，鼓励人投入时间去创造能制造工具的工具。发明源于需要，而机器则来自分工，没有分工就没有机器。分工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机器是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径。

分工使人们的注意力专注于某一种简单的工作，就会有人发现或创造一些更容易、更便利的方法，或者借用一种专门的工具工作。即使最简单的工具，也比徒手更加有效，比如用铁锹挖土就比用手挖土轻松得多。

工具的专门化和复杂化，最终演变成为机器。如果说铁锹是工具的话，那么挖掘机就是机器。正因为这样，早期的机器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普通工人发明的，他们发明机器只是一种工作需要而已。

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阿什顿指出，发明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但它在一个由朴素的农民和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组成的共同体内很难茁壮成长。只有当分工业已展开之时，人们致力于一种单一产品或者一道工序，发明才能硕果累累。18世纪伊始，这种分工已经存在，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专业化原理强化与延展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强化与延展的结果。

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直到19世纪的英国，工厂还被称为磨坊。其实这种大规模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使得新兴的工厂已经与传统手工工场发生了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工具的动作决定于人的动作；相反，在机器工厂中，人的动作决定于机器的动作。

工厂促进了生产技能的专业化和生产过程的分工，这种发生在工业内部的大分工无疑是一场革命。“职业的专门化，由于能使劳动者的技术熟练，所以促成劳动成果在质与量上的提升，也因此而对公共福祉有所贡献，也等于是为最大多数人谋福利。”

孟子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分工结束了传统的自给自足，使每个人都必须为他人工作，即所谓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据说在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专业化程度极强，分工极其细致。在英国，韦奇伍德在瓷器制造上也采用了分工原则，将陶瓷制造过程分解为二十多个各自独立的工序，每个工序都使用不同专长的工人。此举大幅度降低了成本，使他的陶瓷迅速占领了英国和欧美市场。

相较于技术上的创新，韦奇伍德在组织能力上则更为出色。他不仅能将不同专长的人组织在一起，还非常重视人员培训，尤其是对销售和管理人员精挑细选，这让他的陶瓷事业发展得极其成功，“韦奇伍德”也几乎成为世界陶瓷业中高品位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