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的代价

谷登堡因为发明活字印刷机而将欧洲带出了中世纪的黑暗，他自己却在一次有关印刷发明权的法律诉讼中损失了全部钱财，最后死于贫困。历史真正的残酷在于，谷登堡不是遭遇这种悲剧命运的第一个发明家，也不是最后一个。

正如房龙所说：“在历史列车匆忙启动的过程中，尽管那些最先想出好主意的聪明人曾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利益，却往往会被人们遗忘。他们或者被压在车轮之下，或者悲惨地死在路边。”

虽然创新带来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但知识的创造却往往很难带来直接利润。事实上，当时有些“贵族们和富有的平民们转向科学，不是把科学当作一种谋生手段，而是作为专心致志的对象。对于这些人来说，直接的经济方面的功利利益，更是全然不在考虑之列”。

虽然早期的很多发明相对比较简单，投资和规模也不大，但一些新技术和新机器的发明者耗费时间和精力创造出的社会收益，总是比他们个人微薄的所得要高得多。

知识这种东西是很难被垄断的，因为人都有学习的本能，特别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因此，大多数知识资本都会很快成为免费的公共知识，即使在专利法保护下也是如此。

1589年，英国人威廉·李设计制造出了第一台织袜机。这是一种用脚踏板驱动的机器，它能直接织出成形的袜子。使用这种织袜机，比手工织袜的效率高出十倍。从此袜子不再是贵妇人的奢侈品，人人都穿上了袜子。1775年，英国人马虚发明制绳机，结束了手工制绳的时代。

在精英的历史上，永远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只因他们留下的是智慧而非权力。约翰·凯伊因为发明飞梭而将英国送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但自己却悲惨地遭到英国人的迫害和遗弃，最后不得不逃往法国寻求庇护。即使在法国，凯伊出于惊恐，也坚决拒绝展示他发明的飞梭。

发明珍妮纺织机的哈格里夫斯的命运并不比凯伊好多少，他用了三年才发明成功，这期间，只有一个农场主为他提供了场地，这可能是他获得的唯一的支持。尽管哈格里夫斯搬了三次家，但每个新家都很快就被无法反抗工厂主而泄愤于珍妮纺纱机的失业纺织工人捣毁，而那些使用珍妮纺纱机的工厂主，也拒绝付给他任何专利使用费。

可怜的哈格里夫斯，只身逃亡到诺丁汉，最后在贫困和人们的憎恶中死去。

早在1617年，英国就开始了正规的专利申请和登记制度，以此来保护和鼓励技术创新。但实际上，法律保护对发明创造的激励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逐渐见效的。在1640年到1659年的20年间，英国的专利数目只有4个，而到了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被批准的专利数目达到了924个。

在工业革命之前，总体来说发明活动很少，能将科学的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例子更是屈指可数。1704年，《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曾有一个论断：“如果一个人想要用现代人生产出的物品来评判他们的天才智慧或发明的话，那你基本上是找不到可以拿来评判的物品的。”

应当承认，专利制度本身作为政府的一种发明创造，其初衷仍是为了促进国家利益，并不完全是为了保护发明者的利益。

专利制度确实使一些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发明者得到了补偿，甚至有人因此致富，但仍有很多最初的创造者只能在贫困中死去，虽然他们的发明使很多英国人走向富裕。

一个发明者不仅要有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必须与社会互动，才能把发明换成金钱、名气或资源。一个发明者只有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交涉中都表现得创意十足，才能成功。但并不是每个发明家都有阿克赖特那样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真正的天才或许都与“成功”无缘。

事实上，水力纺纱机的真正发明者是木匠约翰·怀亚特，他的机器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如同之前的约翰·凯伊和哈格里夫斯一样，他也在人们的谴责中失魂落魄，郁郁不得志。怀亚特是一名数学和机械天才，他还发明了滚珠轴承，设计了第一座吊桥。

类似的还有克朗普顿，当初为了发明“骡机”，他几乎倾家荡产，花费了四年半苦心，却无力申请专利证。工厂主们答应捐款给他，以补偿他花费的心血，但最后仅筹得67英镑。在人们用他发明的“骡机”大发横财时，他却艰难度日。克朗普顿后来又发明了一架梳棉机，刚造成，他就把它砸碎了，“至少这架机器是他们得不到的”。

在纺织业如日中天的1802年，克朗普顿终于得到了500英镑的社会捐助，这时英国议会也奖给他5000英镑，但这些钱都被他用来还债。虽然克朗普顿是一位有才智有教养的绅士，但他这辈子还是注定要过贫穷的生活。

其他如罗贝尔、蒂莫尼耶和菲奇等人，也都死于贫困，发明旗语的克劳德·查普则因为破产而自杀。

同样是一个有能力的工厂主，与阿克赖特的幸运相比，卡特赖特则是如此不幸。

在当时，阿克赖特的成功使纺纱远远超过织布的效率，棉纱产量大增，织布机的相对低效成为制约棉纺工业的瓶颈。卡特赖特发明了蒸汽动力的机械化织布机，并在曼彻斯特创办了一个拥有400多台蒸汽机的大型织布厂。

但在后来的反机器运动中，吐着蒸汽的机器很快成为曼城纺织工人的死敌，卡特赖特的工厂被烧为一片废墟。

事业失败的卡特赖特最后成为一个仁慈的神学博士。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看到他发明的织布机一天一天如野火般四处蔓延，曾颇感欣慰地告诉人们，这真是“一件愉快而意想不到的事”。好在1809年，英国政府终于给予卡特赖特1万英镑的巨额奖金。

哈里森的命运也令人嘘唏。这个自学成才的约克郡木匠于1735年成功制成了第一只航海天文钟，当时英国“经度委员会”为此悬赏高达2万英镑。经过30年的持续改进，哈里森完成的天文钟只有手表大小，一年的误差仅有2分钟，远远超过当初的要求。但皇家海军却只同意支付一半赏金，并要扣掉他之前预支的研究经费。后来，在英王乔治三世的干预下，哈里森在他80岁的时候总算拿到了8750英镑。

鼓励创新、保护专利的英国尚且如此，可想而知，“第一个吃螃蟹”的风险有多大。爱因斯坦抱怨说：“我们的科学史，只写某人某人取得成功，在成功者之前探索道路的、发现‘此路不通’的失败者统统不写，这是很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