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

与中国的藏书楼发展类似，欧洲的图书馆也是在纸和印刷的推动下兴起的。因为书籍开始大量生产，就有人说，“在这个时代，书籍如此廉价，一个人每年只需要花费抽烟喝啤酒的钱就能买上一百本书” 。

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世纪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图书馆风潮。

在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看来，图书馆是世界的完美镜像：每一本书都代表了世界某个片段的摹本和缩影，图书馆的书展现了人类知识的边界，一个图书馆就代表了整个世界，图书馆的分类也就是世界的分类。

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而是用来借阅的。

公共性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而且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与垄断，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

1444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建造了一座“公共图书馆”——圣马可图书馆。尽管这里的“公共”一词并非指普通民众，图书馆也不过是教会、贵族和有权势的商人家族展示他们的社会角色、施展权势的舞台。

印刷时代普及了书，也普及了图书馆。

1753年，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建立；1789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建立；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公共图书馆法》。

中国古人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就是一群热爱阅读的绅士创建的，杰弗逊、麦迪逊、亚当斯、富兰克林等无不爱书如命。

杰弗逊曾说：“无书做伴，生有何欢？”杰弗逊有一座藏书达6487册的私人图书馆，相比之下，创建于1800年的国会图书馆，直到被英军烧毁时也只有3000余册藏书。

1815年，美国国会以23950美元买下了杰弗逊图书馆；一个世纪之后，国会图书馆成为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早在1727年，印刷工出身的富兰克林就创办“共读会”，数年后发展为会员制的费城图书馆，美国收费图书馆也由此滥觞。这类图书馆提高了美国人的一般对话水平，使各行各业的工人和农民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绅士一样睿智，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北美殖民地人民维护他们的权利做出贡献。

一个民主的社会需要受过教育且见多识广的公民来推动。对美国来说，现代民主的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

“进入19世纪的美国，在它所有的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在1825年至1850年之间，收费图书馆的数目翻了三番。那些专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一种手段。1829年，‘纽约学徒图书馆’有1万册藏书，曾有1600名学徒在此借书阅读。到1851年，这个图书馆已向75万人提供了服务。”

从1881年开始，钢铁巨头卡耐基用自己22的财产，捐建了2509座公共图书馆。他说，自己早年的经历让他决定，捐助社区公共图书馆，此外绝无更有效的方法，可以把财富用于帮助那些胸怀理想、有志向善的男孩女孩。在这个知识理想国里，无论等级、官阶还是财富，都不构成门槛。

可以说，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美国公费教育的兴起。在义务教育完善之前，社区公共图书馆成为穷人的孩子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

光绪二十八年，富商徐树兰仿照西方图书馆模式建设的“古越藏书楼”，开创了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先例。徐树兰还制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章程中写道：“不读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从借鉴变通之途径。”张謇亲撰《古越藏书楼记》，盛赞徐氏“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

此后不久，一批现代图书馆也相继成立，如湖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等。这场公共图书馆运动的高潮，是宣统元年兴建的京师图书馆。

当中国第一个国家图书馆正式开馆时，清朝已经结束，中国和图书馆一起进入了现代。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现代图书馆与现代教育和现代大学基本上出现在同一时间，由官方组织和民间力量共同创建。虽然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但知识与书籍毕竟第一次如此开放地走向社会和大众。

在早些时候，人们对图书馆这种新事物很好奇，称之为“公家书房”。“图书馆”一词作为日本汉语传入中国后，很快便取代了“公家书房”。

现代印刷技术和出版制度让图书走向社会大众，这对中国人的思想来说如同一场洗礼。

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关于现代文明的图书基本全靠翻译引进。与日本不同，早期被翻译为中文的西方图书几乎全部出自传教士之手，直到京师同文馆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图书为中国打开了世界之窗和现代之门，19世纪下半叶，引进译书已达600种，其中400种属于自然和科学，其余为历史和社科类。

同治三年，丁韪良将《万国公法》翻译为汉语。在未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源自欧美国际法的“权利”话语，营造出现代世界的“共同价值”。

百日维新催生了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曾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传教士丁韪良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同文馆被合并为下属的译学馆。

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总办期间，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中文，当时译名为《原富》。这本《原富》出版后，很快就成为大学教科书，现代文明的浪潮似乎已势不可挡。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商务印书馆具有标杆般的文化象征意义。

商务印书馆始建，由日本占一半股份并提供技工支持，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印刷企业和出版商。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节点，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涵盖初小、高小和中学近百种教材，在1903年的印刷量达数百万之多。

《商务国语教科书》中一篇名为《地球》的课文写道：“吾侪所居之地，圆而略扁，故名地球。人立高山之巅，远望海中来船，先见船桅，后见船身。其去时，船身先没，船桅后没。环游地球者，如向东而行，方向不变，久之，必回原处。此皆地圆之证也。”

1926年，商务印书馆将下属的“涵芬楼”更名为东方图书馆，以其50万册藏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

以此为契机，商务印书馆为推动中国的图书馆运动，编译出版了一系列普及性和专业性的丛书：“百科小丛书”包括四百余种图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包括数百种图书；而雄心勃勃的“万有文库”涵盖一万多种图书，并设有“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和“大学生文库”。

《纽约时报》盛赞其“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