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

几乎就在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的同一时期，刚刚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全国各地方府学县学前都置一通石碑，因该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故称“卧碑”。

卧碑镌刻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中国的印刷历史非常悠久，文字和书籍所经受的灾祸罄竹难书。早在纸出现之前，文字审查就已经成为传统，“笔则笔，削则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中国思想钳制之先河，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非秦记皆烧之。这场暴政彻底终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

进入印刷时代后，图书遭遇的管制一代比一代严酷。

如今不少喜欢历史的人都常常夸赞，宋朝时文化多么繁荣，政治多么开明，事实上，宋朝几乎每个皇帝都颁布过“禁止擅镌”的诏令，并设有专门的图书审查和禁书机构。

绍兴十五年诏令称：“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

清朝建立后，为了排除异己、“一统思想”，其对书籍的焦虑和毁灭达到极致，因为著书印刷而被凌迟杖毙、诛灭三族、剖棺戮尸、锉骨扬灰者，不胜枚举。

康熙初年，在极为惨烈的“庄氏《明史》案”中，包括编撰、写字、刻版、校对、印刷、装订者，以及卖书、购书、藏书、读书之人，几乎所有与该书有关的人都遭到屠杀和残害。

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常常标榜自己“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却每以“大逆”罪滥造文字狱。仅在乾隆四十年，焚书事件就出现了24次，13800部书被毁。因此，民间常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感叹。

作为乾隆的文治武功之一，《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60种、79300余卷。与此同时，根据陈乃乾《禁书总录》统计，全毁书2452种，抽毁书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

鲁迅先生曾谴责道：“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正如王朝的命运就是皇帝的命运，书的命运其实也是作者的命运。

中国自古有“立言”之说，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他是因为其著作而存在的。从《尚书》《孙子兵法》《东坡文集》《水浒传》《金瓶梅》，到《武备志》《天工开物》乃至《红楼梦》，这些代表中国文明的经典图书，都曾被禁和销毁。

禁书与焚书固然可以扼杀思想文明，但却常常激发起更可怕的暴力革命，正所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文字狱作为古代文化专制的一种极端形式，固然反映了当权者的苛酷，却也表明了当权者的虚弱。从长远看，人心不可欺，真理难磨灭。历史如大浪淘沙，那些不可一世的王朝都已雨打风吹去，只有这些“禁书”流传了下来。“雪夜闭门读禁书”甚至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种特殊雅好。

“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最为讽刺的是，“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 。

书籍作为人的产物，不仅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而且具有超越于人的神奇力量；甚至说，每一个人最后都将终结于一本书中。人没有了，书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