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审查（1）

权力与知识常常是对立的。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权力来自暴力，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

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早在印刷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文字与文字狱的历史一直难分彼此。

进入印刷时代后，关于文字权力的争夺日益白热化。有一位印刷商甚至说：“只要有26个铅字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面对印刷书的泛滥，传统权力机构仍试图维持对文字和思想的垄断。1471年，谷登堡印刷机首次出现在佛罗伦萨，就引起一位政客的强烈抨击：“许多愚蠢的想法，可以借由这种危险的机器，在一瞬间内变成几千倍流传出去。”

传统势力无疑看到了印刷机对自身权力的挑战；对他们来说，思想本身就是危险品，能传播危险品的机器，无疑更加危险。

单凭印刷机能复制产品的力量，它就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卫士，为许许多多危险的事实与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不能堵塞的无数渠道，也散布了无数既无从追踪也不能撤回的新闻。一旦印刷完成，世界上任何力量，不管是法律还是赦令，要将已发出的信息收回，都无能为力。

无论是新教革命时期的教皇，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国王，肯定是不会欢迎印刷机的。在17世纪初的法国，如果有人胆敢持有印刷品，哪怕是一张印刷纸，也会被判处死刑。

在18世纪，世界上只有两个地区拥有大规模印刷出版业：欧洲和东亚。但只有欧洲诞生了启蒙运动。

人类发明了印刷术，却没有在同时发明出版自由。

1501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敕令中警告：“只要印刷术让有益且受过审查的书籍进一步传播，那么它非常有用。但是如果它使有害的作品也广为流传，那么印刷术也可以是有害的。因此，保持对印刷业者的完全控制是极有必要的。”

欧洲最早的书报检查由教会的宗教裁判机构执行，罗马教廷曾经用过审查、禁书、焚书等一切手段。

1543年，教廷规定，所有图书须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许可”；未经教会同意，任何书籍不得印刷。由教皇颁布的《禁书目录》从保罗四世开始，一直延续了数百年；不仅禁书，还禁作者，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禁书委员会”。

作为教会学者，哥白尼一直不敢将《天体运行论》付梓，直到临死之日才看到印刷书。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刚一出版即遭焚禁，他本人亦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并禁止出版印刷其任何著作。

这是思想意志和权力暴力的一场较量。

布鲁诺因日心说被判处火刑，但他极其蔑视地对宗教法庭说：“你们宣判时的恐惧甚于我走向火堆。”

宗教改革导致教权衰落，但禁书并没有丝毫放松，国王指派的官吏继续这项反动事业。

1515年，英国国会规定，除非经过“被指定的明智、谨慎的人阅读、讨论和审查过”，否则不得印刷和出版任何图书；1526年，英国公布第一批禁书目录，三年后禁书书目从18种增加到85种。1538年，亨利国王下令：销售图书须经国王批准；未经审查官的审查，不得进口任何图书；每本书须印出承印人、作者、译者、编者的姓名，否则将判处监禁和没收财产。

由国王授予特权的“星法院”于1587年裁定，英国所有图书版本总量不得超过1250本；1637年，再次限定伦敦的印刷厂不得超过20家，铸字厂不得超过4家。

在美洲殖民地，直到1671年，弗吉尼亚总督威廉还在为印刷机缺席而感谢上帝，希望印刷机永远也不会来到弗吉尼亚，因为印刷机是“传播异端邪说的罪魁祸首”。但后来，印刷机还是无人能阻挡，活字印刷解散了雇佣军，废黜了国王，并创造了一个“民主的新世界”。

英国的图书审查制度一直延续到光荣革命之后，只是从出版前审查改为出版后审查，以追惩代替预惩。这迫使书商和作者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

法国第一次图书检查运动始于1521年，弗朗索瓦一世责令巴黎最高法院严密监视印刷所和书店。路易十四时期，严厉限制书商和印刷商的从业人数，严控印刷机和印刷器材，印刷作坊和书籍包装必须接受检查。1701年，法国政府正式设立图书管理局，专门负责图书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