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圣经

与专职写作的狄德罗不同，潘恩多少显得业余。

潘恩的作品都是小册子，无法跟皇皇巨著的《百科全书》相比。但是，同为启蒙时代的经典作品，潘恩的《常识》和《人权论》对社会的影响却要大得多，这两本专为底层大众写作的小册子，直接推动了两场改变世界的革命。伏尔泰总结道：“20卷沉甸甸的鸿篇巨制永远不会促发革命，促发革命的是定价30个苏的薄薄的小册子。”

华盛顿曾说：“要能制衡一个民选的政府，首先得开启民智。”《常识》以直接而无可驳斥的观点，鼓励每个美国公民都去争取美国的自由，它把独立和共和联系在一起，使美国独立运动从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战争，变成了一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史上的共和革命。

这本50页的小册子，其实只是一篇文章，几个月内就狂销50余万册，在250万人口的北美几乎家家都有，甚至成为教堂的布道辞，被称为“穷人的圣经”。英国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就连华盛顿也承认，“长时间的迫害让许多美好的东西消失了”，而《常识》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

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不乏《常识》的影子。约翰·亚当斯对杰弗逊抱怨：“历史会把美国革命全归功于托马斯·潘恩。”

潘恩13岁便辍学，因此《常识》以极其浅显的语言写成，一些句子几乎人人成诵：“在上帝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更有价值。”“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

正如1789年出版的《美国革命史》中所言：“在实现美国的独立中，笔与印刷机和剑同样功不可没。”

孟德斯鸠和卢梭都认为，真正的民主只能在古希腊城邦那样的小城市实现。印刷无疑使民主突破了口语的时空局限。用法国哲学家孔多塞的话说：“印刷术使现代政体得以达到先前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地。有了印刷，广袤土地上稀少的人口就有了和小城居民同样的自由……只有靠印刷机，伟大的人民才能真正进行讨论。”

按照一种说法，“法国大革命证明学者和有知识的人第一次拥有权力，哲学与革命之间形成历史联系” 。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潘恩正沉迷于设计发明中，从刨床、车轮、起重机到无烟蜡烛；他放下手头的建桥计划，又为法国大革命撰写了《人权论》。

潘恩在书中提出“天赋权利”理论，“天赋权利”就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包括智能或者思想上的权利，以及不妨害他人天赋权利而为个人谋求安乐的权利；“天赋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基础，“公民权利”是“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权利”。

《人权论》在两年内狂售了20万册，甚至有人将其写进了国歌：“上帝保佑伟大的托马斯·潘恩，他的《人权论》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他使盲人看清了被愚弄、被奴役的命运。他给全世界指明了自由之神。”

这本书极大地推动了法国大革命，但当潘恩来到法国主持起草《人权宣言》时，却发现“共和国死了”。

颇为不幸的是，身为英国人的潘恩不仅在英国备受打击，在美国同样不受欢迎。倒是在法国，独裁者拿破仑称赞潘恩是“一把共和国的火炬，一切传奇中最伟大的人物”，并每天将《人权论》放在枕边。

拿破仑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刀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刀剑更有力量。

作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精神遗产，《拿破仑法典》成为现代社会第一部民法典。它系统全面，条文清晰，通俗易懂，便于操作，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的立法蓝本，被历史学家称为“少有的几部影响整个世界的文献之一”。

潘恩热爱自由和人权，但不屑于人情世故，这个“有史以来最好斗的小册子作家”，最后成为罗素所说的“无法赢得应有的尊重的人”。他鼓吹革命，却不断看到人们以革命的名义行使不义。

潘恩曾说：“给我7年时间，我将为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写一部《常识》。”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世界公民”的“世界共和国”，最后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收留自己的国家，甚至租不到一间栖身的房子。他被人们遗弃在一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年代里。

印刷时代的到来，可以让潘恩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那么多读者，也可以让那些读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忘记他。历史有时竟是如此残酷！

“潘恩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使得对民主的宣传民主化了。”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最无法忘怀的或许是潘恩时代的“阅读狂热”。据说潘恩死后，有书商请潘恩生前好友写作潘恩传记，结果遭到婉拒：“想了解潘恩人生，可以去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人生。”

在常人看来，潘恩一生贫困潦倒，最后众叛亲离，简直没有比这更失败的人生了。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比潘恩更成功的人生。他将自己几乎所有的精力和才智都用来进行创造——发明和写作，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对知行合一的潘恩来说，他的人生才是他真正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他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的，而不是用笔。

潘恩的命运固然令人扼腕，但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现象。印刷创造了版权制度，但除了少数大作家，一般作者很难得到足够维持生计的稿酬。

在当时的欧洲，写作一方面依赖贵族阶级的资助，即传统的“无君子不养艺人”，另一方面则出于作者甘于清贫、煮字疗饥的坚守。正如一位现代作家所说，靠写书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不容易。

书法、音乐、绘画或许可以修身养性，严肃的写作却常常会摧毁人的健康和幸福。这也说明，人真的是一种自寻烦恼的动物，至少对写作的人是如此。

马克思一生写了无数关于金钱、资本和财富的著作，但他却不名一文，几乎全靠恩格斯的资助。卢梭一生著述无数，即使有不少稿酬和资助，他也需要替人抄写乐谱维持生计——这是当时无法印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