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的工具

因为路德的出现，教堂的时代已成过去，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了。

英国新教改革运动活动家约翰·福克斯在《殉道者》一书中写道：“上帝不再使用刀剑去征服他那地位显要的敌人了，他现在的武器是文字、阅读和印刷。”

教堂是口语化的，阅读将宗教变成一种书面语文化；对每个人来说，信仰与思维发生了相互作用，信仰改变了思维，思维也改变了信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宗教始终是印刷产品的最大宗主题。“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

文字与宗教一起，也成为欧洲君主制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助产婆。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

宗教改革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最深刻贡献并非宗教上的革新，而是结束了统治欧洲的教会权威。从此以后，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政教分离，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私人事务，这种去道德化为接下来的西方崛起扫清了道路。

虽然马基雅维利没有预见宗教改革，但却预言了封建社会贵族与国王时代的终结；被称为“恶棍手册”的《君主论》以惊世骇俗的勇气，宣告一个绝对统治的君主时代的到来。

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就是弱肉强食的政治无神论，政治被剥去道德的皇帝新装，从宗教和哲学中分离出来，沦为赤裸裸的权力之术，国家不受任何道德法则和法律的约束。人民与统治者被强烈对立，“深刻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刻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是人民” 。

讽刺的是，马基雅维利将此书献给佛罗伦萨君主美第奇，后者刚刚带给他一场牢狱之灾——“人民是忘恩负义的，让他们爱戴，不如让他们害怕。”

与其说民族国家是君主制的产物，不如说君主制是民族国家的产物。

如果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也许永远也不会在欧洲建立起来。作为一种历史的例外，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创造了欧洲第一个重要的、既非王朝也非城邦国家的荷兰共和国，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印刷中心和“知识中心”。

比路德稍晚几年，茨温利发布《六十七条论纲》，在瑞士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潮。

受路德和茨温利的影响，加尔文于1536年出版了《基督教原理》，并在日内瓦创立新教加尔文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父”，具有极高识字率的日内瓦成为现代第一个“靠严格的自律，使个人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奋斗” 。

宗教改革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欧洲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走向多元化，除教会和国家之外的第三极——个人良知开始得到认可。

新教徒崇尚勤劳、俭朴和积极向上，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劳而获，更关注现世而不是来世；他们认为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而工作和劳动是人生最大的责任。路德号召人们“向小鸟学习”，“如此赋予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意义，事实上正是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影响深远的一大成就” 。

恩格斯发现，“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 。一大批冒险进取、克勤克俭，对社会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信徒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尤其是荷兰的加尔文宗信徒，从农民到银行家都愿意勤俭持家。到17世纪晚期，尼德兰共和国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6世纪的银行家富格尔，他工作了一辈子，仍拒绝退休。他说：“只要我还能赚钱，我就绝不停止赚钱。”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郑重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源自这种宗教信仰。与韦伯齐名的桑巴特在《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揭示——清教就是犹太教。确实，16——18世纪的商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新教国家，即便是信仰天主教的法国，控制上层金融的依然是新教徒和一小部分犹太人。

韦伯认为：“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较高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

社会学家默顿提出，新教精神也是英国科学的主要动力源泉，科学探索是“赞颂上帝”的最可贵努力。“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论和经验论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

对于西方文化的“祛魅”而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至关重要，这为西方理性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还有宗教学者认为，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规训过程，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

应当指出的是，理性和独立作为新教的美德，与阅读密不可分。“新教徒们比天主教徒有更多的书，新教从业人员平均拥有的书是天主教相对应人员的三倍，这比例和商人、艺人及低级文职人员一样。在那些被划为‘资产阶级’的阶层中，加尔文派的书房比天主教派的大9倍。”

在中世纪早期，识字的人几乎都是神职人员。从1500年开始，学校的数量与日俱增。这一方面得益于印刷革命降低了书籍价格，另一方面也与新教的兴起有很大关系。在信奉新教的国土上，到处都开设了学校；除神学外，学校也传授一些其他知识。因为整个社会都鼓励人们阅读，这也促进了印刷业的蓬勃发展。

当时，有一本名为《比利时忏悔录》的书在加尔文信徒中不胫而走。书中写道，自然是“我们眼前一部最美丽的书籍，在这部书里，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无论大小，都是向我们展现上帝昭示给我们的无形之物的字母”。

“人必须为真理而战。”印刷术被马克思称为“新教的工具”，其实它还是国家的工具、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民主的工具。

新教革命引发了一场全民阅读运动，并由此发展为宗教民主运动，每一个“上帝的公民”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直接理解上帝，发现真理，而不需要任何权威专家和中间代理人。

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不仅拥有较高的识字率，而且具有更强的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也是现代人的基本标志之一。

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圣经》所言绝对不会出错。一个人的阅读取代了口语传播的教堂，使人在孤独中面对自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激活。就这样，新教在无意中传播了关于自由、自治和平等的现代观念，并通过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约关系，这种精神经典地体现在《五月花号公约》中。

“为了满足对书本和其他印刷品的需求，1638年，清教徒在英国殖民地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创造出了当时世界上识字率最高的社会群体，有45白人女性和70白人男性识字。到1790年，白人男性的识字率甚至达到了惊人的90。”

在美洲殖民地时代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清教徒对文字和书籍有着宗教般严肃甚至神圣的感情，《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

有西方学者总结说：“新教是一种倡导文化知识，倡导晚婚、婚姻生活、少要孩子、多受教育，期望长寿的宗教，新教对这一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文明是知识、文化和制度结合的产物……新教对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贡献的是合适的文化，而英国新教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则是制度上的，它建立了立宪政体以及一个非神权的、更宽容的教会，并使教会成为社会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