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与印刷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材料革命，比如铁器和纸的出现。前者改变了农业和军事，后者改变了思想和文化。

就纸和印刷术而言，古代中国无疑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

柏拉图曾说，人是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实际上，柏拉图时代尚无印刷。从印到印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早在纸出现之前就有了印，印的历史甚至比文字的历史更长久。从最早的图腾到后来的文字，印都是权力的象征。

秦始皇为统一度量衡，向全国各地发布了数以万计的标准计量器——“权”。“权”上印有四十字的篆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这些陶制标准权，实行大批量统一生产，文字统一铸造，按顺序压印于陶坯。

从某种角度讲，这些标准权可以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印刷品，不过不是印在纸上。

西方著名的斐斯托斯圆盘也是类似情况，而且时间更早，并且使用的是单个字模，这就好像是活字印刷。这个公元前1700年的遗物，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文件”。

印者，信也。作为权柄的典型物化，印在东方为泥封，在西方为蜡封。

中国从秦始皇始，皇帝之印为玺，文字为标准篆字；皇帝以下为印，如汉朝授日本国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汉以后，纸已经出现，泥封没落，印的尺寸渐大，阴文亦改为阳文，乃至有人制作了四寸见方、多达120个字的木制巨印。这几乎可以看作一块小型雕版。

从制作和印刷原理来说，印章与雕版如出一辙。或者说，印章是缩小的雕版，雕版是放大的印章。同时，印章也是最早的复制工具。

事实上，印章与雕版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碑刻是“书籍”的主要载体之一。碑刻不仅可以直接阅读，还可以作为机械复制的母版。拓印要比手工抄写更加便捷，且不失真，因此拓印技术流传甚广，成为很多历史典籍重要的复制方式。

雕版的过程类似治印，印刷的过程类似拓碑；印章与拓印相结合，将沉重易碎的石板换成易刻结实的木板，雕版印刷技术也就水到渠成。虽然西方认为活字印刷才是印刷，但中国传统的印刷就是雕版印刷；准确地说，印刷在西方是“印”，在中国则是“刷”。

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地位类似雕版印刷在西方的地位。无论哪种印刷，在当时都是一种进步；只有到了印刷时代，文字与图书才得以大量进入社会。

几乎所有技术的发展都是一种改进，或者说是为了进步。

从效率上来说，传统的手工抄写非常慢，而印刷的效率则要高得多。使用雕版印刷技术，一个印工一天可印制1500～2000张纸，一块印版可连续印刷上万次。印刷实现了书籍的大量生产，甚至可以说，印刷创造了“书”这种商品。

在隋唐时期，佛教已经用雕版印刷大量复制佛像和经书。现存最早的印刷书，就是一部印刷于咸通九年的《金刚经》，被发现于敦煌莫高窟。同时发现的还有数百枚回鹘文的木活字。

当世界其他地方还在抄写时，中国已率先进入了印刷时代。

甲骨文“册”字，足以说明竹简的古老。早期中国纸书——无论抄写还是印刷——仍然保留了竹简的卷轴形制，文字竖写，很多还在每行之间画上竖线，来模仿竹简的间隙。

进入唐代后，书籍印刷和销售已经相当繁荣。白居易的诗集被“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政府司天台还没有颁布新历，民间所印历本“已满天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完全可以将冯道视为中国印刷术的重要推广者，他在中国印刷史上的地位堪比西方印刷史中的谷登堡。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事四朝，相六帝”的冯道见“诸经舛谬”，而传统的碑刻工程又过于浩大，遂以印经取代石经，首次采用雕版印刷“九经”，“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虽然欧阳修从道德上对冯道严厉谴责，但无论《新五代史》还是《旧五代史》，都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

黄仁宇对冯道在历史上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对传统历史的“道德文章”提出批评：“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对人类文明来说，书籍有一个很大的作用，那就是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

手抄书因其数量有限，极易失传，印刷使书得以大量生产，无疑增加了书的留存机会，这使唐宋之后文献遗失大大减少，保存下来的史料也远比之前丰富。这并不只是年代距今较近的原因。

明代藏书家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指出，雕版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作为文化的典型象征，中国印刷业在宋朝达到巅峰，印刷书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

正是由于有了宋版书，当时的绝大部分著作以及到宋代尚有流传的许多更早时期的著作才得以保存至今。这些印刷于宋代的文本向我们提供了令人惊奇的材料。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所占据的重要性决不下于文艺复兴时期之于西方历史。印刷术的发展并非可以验证这种比较的唯一证据。

从宋代起，“线装书”的规范实现了书的标准化。传统手写楷书被刀刻方角的“宋体”代替，这种严谨有力的新字体，更易刻制和识别。更重要的是，刻工的劳动成本下降了一半，这直接引发了印刷成本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