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时代

“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汉字“書”由“聿”构成，意思就是用笔书写。

即使进入书写时代，碑刻仍是古代中国最主流的文字传承方式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早期的“书”其实就是指“碑”。石碑比简帛更耐久，也更严肃，碑刻几乎成为历史的代名词，所谓“树碑立传”。

与一般书写相比，碑刻是一种耗时耗力的大型工程。

东汉时期，为了让天下儒生都能读到经典，蔡邕主持刻制了《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儒家典籍，总共20万字、46块石碑，前后历时8年，史称“熹平石经”。碑刻完成后，被安放在洛阳的太学门前。“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现存西安碑林的唐代“开成石经”，囊括儒家12部典籍，总计65万多字，由114块石碑组成；每一经的开头都安排在碑石中部，上一石与下一石的内容紧密相连，丝丝合扣；虽然没有页码，但次序井然，一块也不能放错。

说白了，“碑林”其实就是一座古代图书馆。

在书写时代，每一个文字都意味着一笔一画的付出，文字的写作无疑是一件呕心沥血的事情，论述和文章一般都不是很长。特别是在廉价纸出现之前，书写材料极其珍贵，文字务求精简。

进入纸时代后，汉字的书写从隶书逐渐向行、楷书转变，甚至出现了将书写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实践的书法家，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

就中国而言，基于口语押韵的诗词曲赋一直是文人抒情写作的主要形式。西晋时期，左思用十年时间写成的《三都赋》一经发表，便轰动京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与其他技术一样，文字长期属于匠人的专利，替人起草捉刀是一种普通且普遍的职业。

班超出身书香门第，人到中年还在“为官佣书”，就是受官府雇用抄写书籍，非常单调乏味。他“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惹得左右皆笑之，班超说了一句跟陈胜一般的豪言壮语：“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来，班超41岁时“投笔从戎”，以一己之力在西域诸国纵横捭阖，用另一种方式书写了不朽的历史。

在文字诞生之后4000多年，所有的文字仍然必须用手来写，只不过从卷轴变成册子。

如果要复制一个文本，也只能手抄，这是一件缓慢而乏味的工作。即使一个勤快的写手，一天也不过抄写30页左右。

在中世纪欧洲，每一本书都是这样抄写在羊皮纸上的。人工成本再加上昂贵的羊皮，使得每一本书都是价格不菲的奢侈品。随便一本书的价格都抵得上一个劳动力一年的工资。所以，只有国王、教会和贵族才可能拥有一些藏书，一般人是极少看到书的。当时的大学里，老师之所以“照本宣科”，是因为没有学生能买得起书。

手抄书是如此昂贵，以至于一本弥撒书可以换一座葡萄园；1043年，巴塞罗那主教用一座房子和一块地，从一个犹太人那里买了两册普里西安的著作。书籍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一样，都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标志。当时一般的图书馆不过拥有数十册书，很少有超过100册的。

更不用说，大多数人都是文盲。

实际上，那些勇敢的骑士们也是看不起文弱书生的。他们虽然喜欢英雄美女的故事，但没有一个故事是自己从书上看来的，都来自道听途说。

对中世纪的欧洲来说，文字几乎与世俗社会没有多少关系，所有的知识几乎仅限于一部《圣经》；所谓书籍，就是教士们用鹅毛笔抄写在羊皮纸上的《圣经》。

在这个“黑暗时代”，修道院几乎成为唯一留存有文字的场所。

古代中国以文言文作为标准书面语，中世纪欧洲的标准书面语为拉丁文，伊斯兰教将阿拉伯文作为《古兰经》的唯一语言；换言之，文言文统一了不同语言的中国和东亚，拉丁文统一了一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欧洲，阿拉伯文统一了一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伊斯兰世界。

根据伊斯兰教义，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都应当抄写《古兰经》，以便借此获得信仰。安拉这样对穆罕默德说：羊皮纸上的文字是我传给你的，以便他们能够用他们的双手来感受。这种严肃的抄写传统培养了大量穆斯林学者，并营造了伟大的阿拉伯文明。

“中世纪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的文明，在任何方面都超乎基督教欧洲。在数学、医学乃至整个科学方面，学会阿拉伯语就可以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尤其是欧洲失落已久的典籍译本，以及伊斯兰教科学家在研究与实验方面的新资料。”

在古代中国，民间写经所或官方的秘书省都有大量专业写手，他们以标准的楷书，抄写儒释道的经书与典籍。书籍以这种人工方式，可以复制至几百部、几千部，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传承。

在西方，行政和司法的书面化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和法律革命，宪政传统和法治观念因此而奠基。1215年，一张写在羊皮纸上的《大宪章》彻底改写了英国历史，引发了此后延绵数百年，蔓延到全世界的民主革命。

在此之前的12世纪，大学的诞生其实可以看成法律革命的一项副产品。正是对学者、律师、牧师和神职人员的需求，促进了大学这个知识自治机构的发展，大学使知识分子群体迅速扩大，意外地创造了使科学得以繁荣的机构和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纸的大量生产，也消除了书写材料的瓶颈。

从14世纪起，民间抄写工逐渐成为一种新兴职业；他们成立行会，比修道院的教士们更高效、更实际。在15世纪中期，巴黎的抄书从业者不下于一万人。同时，专业书商进一步使书籍的“制造”和销售走向更宽广的层面，文字和图书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

随着文字的世俗化和大众化，许多通俗语言和方言慢慢进入并改写了传统文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