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本质，都是语言问题，因为只有当一个问题能够被语言描述，才能被人类理解，它才能成为一个真问题。语言的边界，就是人类认知的边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不同语言构成不同民族，但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文字。语言可能是进化的结果，而文字则完全是人类有目的的创造。

文字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并受地理限制。“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还有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它们各自的半球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地区。一旦文字在这几个社会发明出来，它接着就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向具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

作为象形文字，汉字的起源与口语系统基本上没有太大关联。传统认为的汉字“六法”包括：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按照历史记载，汉字可能最早源于卜辞记事，后来出现专门的史官，负责记载国家大事，文字体系因此而走向成熟。

“汉字的起源独立于口语系统，它不是语音的记录，而是外物形象的模拟，所谓象形。它源于卜辞，演至史官对国家大事的记载。” 在现代文字中，中文差不多是最古老的；相对而言，英语要年轻得多。

在现代汉语中，形声字的比例高达90以上，但在西方字母文字为主的世界语言学中，汉字仍被认为更接近符号。用一些西方人的说法，汉字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色。

与口语语言相比，文字性的书面语言要简约得多；与大多数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更强大的信息容量和压缩能力。同样的内容，汉语比英文要减少30以上的页面；若是古汉语，还要再减少一半。这是汉语注重书面化的好处。

“古者文字无多，转注通用，义每相兼。”随着汉字数量的增加，单字的笔画也有所增加，从而使表意更加精准。但这也造成汉字数量庞大、笔画复杂、意音断裂、多音多意、语境微妙等特点，使汉语成为世界上几乎最难以掌握的文字。在古代，有过不少类似郢书燕说、丁氏穿井的笑话。

事实上，即使对于很多现代的中国人来说，阅读和写作也是一件劳心费力的技术活儿。

包括汉字在内，早期的很多文字常常用于占卜祭祀，是巫师与神交流的工具；换言之，这些古文字很多是写给“神”看的。

青铜器时代的文字以铸刻为主。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文字逐渐走出神秘领域，成为人与人沟通的新方式。书写文字比刻镂文字更加容易，尤其是有了轻薄的书写材料之后。埃及人用莎草纸，罗马人用羊皮纸，中国人用竹简和丝帛。

因为学会读写需要大量训练，初期的文字仍仅限于少数神职人员和文化精英。

在早期的帝国里，统治者颁发文件一般都是口授，由书吏记录传达，然后朗读出来。中国的先秦时期基本上还是一个口语时代，游士们常常以三寸不烂之舌来获取认同。

“古人著于竹帛，皆其宣于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于有向而有背。”口语的现场感营造了共同的语境，相对而言，文字在写作和阅读之间，则丧失了这种语境认同，因此文字往往发生歧义，比如“举烛尚明”的典故。

因此，许多先哲智者热衷于言传身教、口耳相传、述而不作，或者以述代作。

诞生于先秦时期的思想典籍多以对话形式展开，如《论语》《孟子》《庄子》《列子》等。

在同一时期的希腊，身为石匠的苏格拉底也是一位狂热的舌辩者，柏拉图则以对话形式著成《斐多》和《理想国》。在《斐多》中，苏格拉底批评文字是机械的，“制造了灵魂中的遗忘性”，使一个人不再依靠自己的记忆力。然而，苏格拉底的这段话正是因为文字才流传至今。

作为一种不同于口语的语言技术，文字扩展并改变了人类的交流和思考方式。口语总是发生在确定的人与人之间，而文字所面对的人群却是不确定的。机械的文字没有呼吸和灵魂，可以被肢解和抽离，文字也不像口语一样，可以当场进行反驳和为自己辩解。但文字一出现，就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

与苏格拉底的态度相反，身为“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其中特意写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有人认为，《道德经》不一定是老子的原创，有可能是他对前人智慧的整理和编撰。

西周是一个贵族社会，世卿世禄，学在官府，私门无著述文字。自东迁之后，周室衰微，诸侯崛起，学术下移，涌现出一大批以文字著述而闻名的思想家。“自老聃写书征臧，以诒孔氏，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出金匮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儒家圣人孔子修订整理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春秋》，“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推崇技术的墨子在其著作中甚至这样鼓吹，“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希腊世界也从口耳相传，转向阅读习惯。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表现的逻辑原则，很难在口语文化中形成；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文字的持久性使得他能够把有关这个世界的已有知识加以结构化，进而他可以总结关于知识的知识” 。

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书面传统得到延伸，其表现为搜集和保持书籍的运动。

希腊没有《圣经》那种神圣的、用来解释事物因由和内部结构的文学，没有刻板的经书，也没有强大的僧侣集团，这让希腊人得以摆脱教条的偏见和宗教的恐怖。热爱思考的希腊人提出一些概括性的规律，哲学便出现了。有人说，希伯来人把哲学当作宗教的侍女，希腊人则让宗教从属于哲学。

此外，希腊的口语传统有利于新媒介的使用，比如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希腊发展得非常好。相比之下，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体系不太利于数学的演算和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