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书写的历史

严格地说，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

作为象形字，汉字“史”字表示右手执笔写字；《说文》云：“史，记事者也。”文字一旦出现，历史也就随之诞生。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都被称为传说与神话的“史前”时代。

“当纪念碑能够被理解的时候，可靠的成文的证据也可以被利用的时候，历史才开始。” 文字既是历史的开始，也是文明的起点。所谓文明，就是农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国家、城市、工业等一切人类现象，而文字无疑是文明成熟的标志之一。文明创造了书写，书写也创造了文明，文字与书写本身体现的是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

人生是短暂的，文字则是不朽的，而文字又是人书写的。文字使人重新看待生命本身，并追问人与世界的关系。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欧洲是历史的终点，而亚洲是历史的起点。中国古人相信文字可以永久流传，“立言”可以不朽，“后世相知或有缘”。儒家提出“舍生取义”的思想，这种“义”就体现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历史形式。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载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语言代表了人的根基，也是人的社会性归属的体现。如果说语言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了差异的话，那么文字就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从“野蛮”演化为“文明”的标志，就是运用文字能力，尤其是人们阅读书面语的能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

在古代社会，“读写能力”仅限于极少数人，文字的影响还很有限，但在现代社会，读写能力几乎就是语言能力；甚至说，现代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以阅读取代了语言，人们通过视觉符号直接激活思想，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话语。

犹太哲学家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文字无疑是最典型的“符号”。

文字作为农耕文化的产物，基本与金属冶炼同步出现，此前的石器时代几乎是没有文字的。游牧民族也普遍没有文字，如匈奴就“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

虽然埃及金字塔留存至今，我们依然对它是如何建成的一无所知。人类早期文字能遗留下来的并不多，就留存至今的文字而言，大多以刻画为主。中国古代史书中，但凡写到边疆民族，几乎都是“俗无文字，刻木为契”。苏美尔人将楔形文字刻在泥版上，中国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文字则留在骨甲、石头和金属器皿上。

有学者认为，在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30个符号，有可能是最早的汉字。殷墟甲骨文的出现，说明汉字在商代已经极其成熟，甚至已经有了“书”。《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甲骨文的发掘，不仅将中国文字史延伸至更远的3000多年前，也将中国历史向前推移了1000多年。

作为早期的文字，甲骨文是典型的象形字，几乎每个字都是一幅表示其含义的画，文字与图画难分难解，因此中国素有“书画同源”的说法。

甲骨文中的“册”字，显然是成编竹简的象形字。在当时，只有和祭祀有关的事情，才会用甲骨文记录，其他都写在竹简上。因为竹简等其他书写材料不容易保存，今天的人都看不到了。这带给现代人一个误解，只看甲骨文，会觉得那时候的人都非常沉迷于祭祀卜卦。

作为周文化的发源地，岐山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金文，甲骨、石鼓、散氏盘和毛公鼎代表了早期汉字文化即“金石学”的典型生态。

这里也是传说中汉字始祖仓颉底部，书有“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其实不仅是汉字，就连最早的通用语言“雅言”，也是以岐山方言为基础的。“雅言”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标准语言，孔子平时谈话时用鲁国方言，但在诵读《诗》《书》和赞礼时，用的则是标准的“雅言”。

与象形文字相比，去意义化的字母高度抽象，这种表音文字对语言的依附性，最易造成社会割裂；相反，表意性的汉字则顺利完成了社会的整合。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表意文字将视觉与听觉隔离，这使汉字突破了方言的屏障，中国很早就形成同一文字下的大一统帝国。

汉字的独立，也隔绝了口语的影响；在3000年中，口语语言或发展或灭亡，文字则一以贯之，甚至甲骨文也能被今人解读。

在一定程度上，书面语与口语的分离，也造成中国文化的“停滞”。

从语境来说，中国的口语与书面语处于严重分裂状态，口头是一码事，书面是一码事，事实可能又是另一码事；这种分裂影响了中国在宗教、历史、逻辑、哲学、法律和科学等领域的发展和进步，而文学和书法因为仅限于文字本身的艺术性，反而始终保持着奇异的繁荣。

现代国家一般都兴起于文字时代。依靠大众化的阅读和书写，民族认同和社群感就可以传播到大陆的边远地区。与历史相比，文学主要是口语文化和民间故事的一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