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礼物

我们欣赏日落西山的美景时，常常会忘记运动的是地球，而不是太阳。世间万物都要遵循时间的秩序，将公平赋予彼此，互相补偿彼此间的不公平。历史不仅在于我们如何研究过去，更在于我们如何研究时间本身。

在前工业时代，人们认为时间就是轮回，“从玛雅人到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时间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历史是无止境的重演，生命也许就是通过新的肉身的再世来生” 。工业时代的到来，彻底摧毁了前工业文明，时间成为一种无限存在；现代人“不仅把时间划分得非常精确和标准，还把时间置于一条直线上，一头可以无限地回溯到过去，一头可以无限地延伸到未来” 。

时间诞生的过程，也是理性诞生的过程。人类因时间意识的复苏而走向启蒙。机械钟的出现引发了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启蒙运动。

时间的理性化最终导致机器的理性主义。机器不仅是理性的产物，也成为理性的化身。理性常常被认为是人类一种最为高尚、最为完美的品德和智慧，而机器就是人类的理性偶像；一个理想的人，应当像一台机器一样严谨和冷静。

从这一点来说，时间的意识形态与机器的偶像这一次历史性的相遇，就已经注定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

勒庞悲观地认为，人类的劣根性决定着历史的寿命——“时间在做完它的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灵还是人，一概无法逃出它的手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这是一个让人胆寒的警告。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以一座祖传的老钟结束，它慢了整整五个小时——“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400多年前，当利玛窦带着《圣经》和机械钟来到中国时，中国人只接受了后者，利玛窦也因此成为中国钟表业的祖师爷。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的钟表店都供奉其塑像，这可能是唯一一个享受到中国香火的欧洲人。

明代的文人笔记中记载：“西僧利玛窦做自鸣钟，以钢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子时一声，丑时二声，至亥时则其声十二。”

这个能自动鸣响的神奇之物“把所有中国人惊得目瞪口呆”。用西方人的话说，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人看到过、听见过或者想象过的东西”，按明朝人的说法，就是“秘不知其术”。

我们常常将鸦片战争视为中西文明碰撞的开端，其实在此之前，钟表和历法作为现代文明的预言者，就已经深深地震动了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洪荒以来，在璇玑，齐七政，几经神圣，始泄天地之秘。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

事实上，就连中国人自己或许都已经忘记，早在500年前，中国就制造出了准机械钟——水运仪象台。它在机械结构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水车、筒车、桔槔、凸轮和天平秤杆等原理，集天文观测、天象表演和报时三种功能于一体。它的报时装置为一组复杂的齿轮系统，齿轮系从6个齿到600个齿不等，其锚状擒纵器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

这台带有水钟色彩的机械钟每25秒落水1斗，每刻钟转1周，1昼夜转96周，每日误差不到20秒，其精确性之高直到惠更斯发明摆钟才被超越。

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据此认为，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机械式钟表，“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恰好是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 。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50多幅机械传动和零部件的透视图和示意图，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制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水运仪象台包括齿轮系统，全部为铜制结构，当时中国的金属加工技术可见一斑。

对于西方传教士，明朝皇帝并不感兴趣，但并不介意收下他们的礼物。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钟表有两个，一个是有钟摆的大钟，还有一个是由发条驱动的小钟。当皇帝喜欢上钟表，他很快就发现离不开送钟表的人了——

奉命管理自鸣钟的太监们也打算把神父们留下，怕的是如果有一座自鸣钟出点毛病，没有人修理。他们讲述了皇帝怎样留下自鸣钟不被人取走的动人故事。皇太后听说有人送给皇上一架自鸣钟。他们谈到它时使用了这个名词。她要皇帝叫太监把它送来给她看。皇帝想到她可能会喜欢它，到时候就决定留下了，同时他又不想拒绝她的要求，便把管钟的人叫了来，要他们把报时的发条松开，使它不能发声。皇太后不喜欢不能鸣时的钟，就把它还给了她儿子。

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机械钟，但也仅仅是带来了机械钟，并没有引发人们关于时间、机器、理性等观念的改变。从利玛窦开始，钟表和有发条装置的玩具成为欧洲人与中国朝廷打交道时最重要的敲门砖，紫禁城里为此还专门增设了一个“做钟处”。

在很大意义上，“西洋钟”极其中国化地成为权力的象征。“尚未进入近代社会的封建中国没有把时间知识看成是人们应有的一种权利。时间属于当权者，由他们来报时辰，个人拥有计时器则是一种罕见的特权。”

宫廷作为传统政治的主要现场，其最大特点是神秘。

机械钟的到来，很快就取代了传统的漏刻；与漏刻相比，机械钟更容易普及和携带。这虽然削弱了时间的神秘性，但却丝毫未能削弱时间的权力本身。在所有的时间中，只有皇帝的时间是正确的，这就是时间的权力。

乾隆时代的权臣傅恒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不仅家里四处放着钟表，而且让每个仆从都在腰间悬挂钟表，以便互相印证。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时间从容上朝，却发现乾隆比他先到，“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累日”。百年后的袁世凯曾有名言：“这普天之下，只有太后一个人的表是准的！”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各种新奇的奢侈品憎恶至极，曾有人进贡给他一个精巧的水钟，竟被他砸碎。

清代皇帝大都钟情于西洋钟，尤以康熙、乾隆为最。康熙写过很多诗，其中与西洋钟有关的诗均以《咏自鸣钟》为题，其中一首写道：

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

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

绦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

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在康熙时期，一座自鸣钟需纹银5000两。物以稀为贵，昂贵的机械钟因此成为一种用来炫耀权力和身份的理想媒介。

为了迎合中国人，这些进口的西洋钟外观上一般都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楼台亭阁塔造型；其机械装置的重点也不在于时间，而是驱动造型中的人物或者动物做出各种机械动作。

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时间的现实意义并不大。人们购买“自鸣钟”多半只是为了听布谷鸟的叫声。

据说有一批西洋钟表运到中国后，因为质量问题而“默不作声”，洋商吹嘘说：“布谷鸟”只有在谷雨时节才“婉转而鸣”。中国士绅更以为神奇，竟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