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窗人（2）

从18世纪开始，手表和怀表在西方世界不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重视时间的现代标志。在英国，怀表是一位绅士的标配。到了1875年前后，全球怀表年产量由18世纪末的三四十万个增长到250万个以上。

19世纪中期，通用和互换技术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工艺革命，传统的木制钟表价格从5美元降至50美分。接下来，手表也实现了量产。在抛弃了那些炫耀身份的珠宝装饰后，售价降低了90，手表从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

在此之前，美国每10户家庭只有1只钟表。转眼间，钟表就随处可见了。

钟表是时间管理的象征。对胼手胝足的美国农场主来说，钟表对提高家庭和农场的劳动效率意义重大。有了钟表，工作的组织和安排可以搞得更加精细。钟表让人们有了成本意识，对成本的精确计算让很多人宁愿去购买生产和生活用品，也不愿去自己制作，从而摆脱了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意识。

钟表也让人们走出家庭，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即使偏居乡下的农民也像城市精英那样，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富兰克林说的“时间就是金钱”成为一时的至理名言。

时间观念与金钱观念一起，构成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思维方式。

在几十年前，香港地区曾是世界最主要的手表产地，每年出口将近6亿只手表。当时香港有种说法，一个不戴手表的年轻人是找不到工作的，因为老板会认为这个人没有“时间观念”，做不成事情。所以香港人应聘时，可以没有西装，但是不能没有手表。街头热卖的各种成功励志书都这样告诉你，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在于时间观念：穷人什么都没有，但有的是时间；富人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时间；一个人对时间的重视程度，决定了他能否“成功”。

因此，手表不仅是时间的物化和象征，更是一个男人作为“成功人士”的标志。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商品时间的社会统治下，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人至多只是时间的体现；换言之，如果人是一件商品，如果他被作为一个物来对待，如果人们之间的普遍关系是物对物的关系，这只是因为从他那里购买他的时间是可能的。

随着机械时代的到来，时间的购买就成为资本主义“唯一的罪恶”；马克思为此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剩余劳动时间。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末，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

按照剩余劳动时间理论，与其说机器使人类在时间上贬值，不如说技术使人类成为地球上的废品。比这种异化更为可怕的，是机器对人的僭越，越来越先进的机器，使越来越退化的人变得多余。失业这种工业时代的产物，将人类彻底放逐，“欲做奴隶而不得”竟然成为无数工业人类的最大恐惧。

时间性是现代人的概念，正如永恒是古代人的观念一样。现代时间使人们成为被放逐的流浪者，时间营造了一种动荡和漂泊感，一切都变得不确定。

作为机器的产物，时间与现代同时出现，“现代”的幽灵使时间的意识空前强化。这种现代的时间被本雅明称为“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时间意识因此成为20世纪企业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一种极端自觉意识。

很多年后，张爱玲已经成为一个现代“传奇”。作为一位颇具时代感的作家，张爱玲曾用她细腻而敏感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一个时空转换瞬间的快照：

有个道士沿街化缘，穿一件黄黄的黑布道袍，……他斜斜握着一个竹筒，“托——托——”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这道士现在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周围许多缤纷的广告牌、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他是古时候传奇故事里那个做黄粱梦的人，不过他单只睡了一觉起来了，并没有做那么个梦——更有一种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