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窗人（1）

在18世纪的英国，资本家将人作为一种时间资源，几乎开发到了极致。工厂里已经出现了用水流来控制的计时器，这种双面水钟被用来衡量工人的工作时间。

当时时间完全掌握在工头手中，因为手表还是一种奢侈品，他可以任意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当时工厂也不允许工人将手表带入工厂，因为这会让工人知道正确的时间。“工厂的钟常常早晨时往前拨而在晚上时往后拨，不是把时钟用作衡量时间的工具，而是用作欺骗和压迫的托词。虽然雇工们都知道这种欺骗，但大家都不敢说，所以普通工人不敢带表，因为解雇任何擅自知道太多关于钟表知识的人是很经常的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工作日》一章中，引用了许多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来说明资本家如何“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这被工厂视察员叫作“偷占几分钟时间”或者“夺走几分钟时间”，而在工人中间，则叫作“啃吃饭时间”。

现代工厂刚刚出现，钟表就成为最好的监视工具，它打破了人们自然的生活节奏。虽然经常有工人破坏钟表，但人们却不得不接受这个“纪律社会”的惩罚力量。

在按照新教伦理生活的资本家看来，时间是由上帝计算的，是由世人付出的，不应该浪费。浪费时间既是一种道德犯罪又是一种经济欺诈。时间表就是用于消除这种危险的，而纪律则安排了一种积极的机制。克劳利铁工厂的管理制度中写道：“每天早晨5点钟，监察员打铃让人开始工作，8点吃早饭，半小时后重新工作，12点吃午饭，下午1点开工，8点铃响工人下班，并把所有的厂房都锁好。”

在18世纪后半叶，大工厂不仅指的是一个大面积的工业空间，也意味着一种对时间的新控制方式。这些工厂类似修道院或者城堡，都有警卫把守。只有工人返回工厂时，在宣告工作重新开始的钟声响了以后才打开大门；一刻钟之后，任何人不得进入；白天结束时，车间领班把钥匙交还给工厂的瑞士卫兵，后者才打开大门。

棉纺业的兴起让工厂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工人的需求也更加强烈。许多穷人的孩子被送进习艺所接受时间训练，“这里的学生必须按时起床，必须极其严格地遵守各种时间规定”。学生守则中写道：“必须在9点半到来前几分钟到学校”；“主管人必须再次敲铃：

当他敲响第一声，所有学生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敲响第二声，学生们转身；敲响三声，都要安静地回到座位去背课文”。

19世纪时，打卡钟已经普遍使用。

1833年，英国颁布的《工厂法》中规定：一般工厂劳动日，应该从早6时到晚9时，在这15小时内，应该依法限制年轻人在一天中的工作时间，即同一个人在同一天内不得超过12小时，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外。

1838年，一名英国议会成员这样描述纺织厂的状况：

这一景象让我的血液冻结。这个地方挤满了妇女，全都很年轻，有些人带着孩子，她们被迫每天站上12个小时。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晨5点到晚上7点，中间只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们就这么每天站12个小时。一些房间极端炎热，散发着致病的臭气，而棉花飞絮充斥着所有的空间。我几乎昏晕过去。这里的年轻女性各个脸色苍白，气色不佳，瘦骨嶙峋，但总的来说发育得还行，她们所有人都光着脚——这对英国人来说，是相当奇特的情景。

欧文认为，无论15小时还是12小时，都不利于工人的身心健康，他和一些工厂主发起了一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运动。

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该法案规定，纺织工厂18岁以下的少年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时间限定为10小时。187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的法案。

缩短工作时间间接地塑造了工人的品质，有助于提升工人的生活品位，改进不良习惯。按照一位8小时工作制运动领导者的说法，更多休闲会让工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他人比较，并由此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这反过来又会提高他们的追求，引导他们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多的收入和更多的休闲时间必然会促进消费，使生产更加可持续。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工作与生活从时间和空间上同时被彻底分离，从而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划分。但1850年，英国毛纺商人提图斯·萨尔特建造了一处名为索尔泰尔的工业社区，却将工厂与居住、工作与生活整合在一起。为了让工人能准时起床上班，他专门安排了一个“敲窗人”，其职责就是在黎明时用一根长杆沿街敲打工人房间的窗户，叫醒他们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