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钟到表

从钟表的发展史来说，钟表始终是最为典型的机器，或者说是机器的典型。一台复杂的机械钟表由1400多个精密零件构成，包括发条驱动、齿轮传动、擒纵控制、调节修正和显示五大部分。

从能量消耗的控制、标准化、自动化、准确控制时间等诸多方面来说，钟表始终是现代技术的先行者。

发条技术的出现，使机械时钟的体积大为缩小。时间实现了从钟到表的转移。

1504年，德国的亨莱思用钢发条代替重锤，创造了使用冕状轮擒纵机构的小型机械钟。在此之前，欧洲基本只有依靠重锤作为动力的大型塔钟，其机械结构相当复杂，必须装设在专门的钟楼之上。

亨莱思发明的这种新式时钟，依靠一根卷紧的片状钢条逐渐松开所产生的动力驱动，不再需要笨重的重锤，这也就意味着钟表的体积可以大大缩小，甚至能够摆在室内或者随身携带。以此发明为基础，亨莱思设计了直径缩小到15厘米左右的鼓形挂钟，立刻引起了轰动，同时也使很多工匠和科学家对发条这种新的动力源产生了兴趣。

1510年，第一块怀表在德国诞生。当钟表匠逐渐从锁匠中分离出来时，手表也就出现了。

如果说钟楼是时间社会化的过程，那么手表就是时间个人化的结果。怀表和手表先后成为文明的象征物。早在古罗马时代，水钟就是一个贵族的身份标志；据说这样他就可以精确地知道，自己宝贵的生命减少了多少。在近代西方社会，人们无法想象一个绅士会没有怀表或手表。

当时的英国人——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是世界领先的钟表生产者和消费者。英国生产的钟表质量优良，极其珍贵，因为是批量生产，所以售价并不高，必要时还可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所有曼彻斯特的工人都有一个钟表，这是他们须臾不离的东西。无论何处，你都能在较富裕阶层的家庭里看到一个老式的金属表面的时钟，拧一次发条走8天。”

小偷最喜欢偷的东西就是钟表，尤其是手表或怀表，虽然偷起来不易，但却很容易出手。钟表也是最常见的典当品，对一些人来说，如果买不起一只新表，完全可以从典当行里或者从销赃者手中买一只旧表。有的年轻人想要买表，钱又不够，就几个朋友凑钱合伙买一只表，然后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谁可以先享用它。

作为欧洲钟表业的后起之秀，瑞士从一开始就形成了钟表产业链。成立于1601年的日内瓦制表协会是世界第一家钟表行业协会。到19世纪初叶，瑞士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钟表制造国，制表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

瑞士在钟表小型化方面可谓登峰造极。

与传统的钟不同，彻底个人化的表具有更广大的市场需求，而且更容易成为奢侈品。1885年，德国海军到瑞士的钟表商那里定制了大量手表，这成为手表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

1795年，瑞士钟表大师路易·宝玑发明了陀飞轮，这标志着当时机械表制造工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将地心引力对机械表中“擒纵系统”的影响减至最低程度。

从钟摆到发条，再到陀飞轮，钟表不仅更加准确，而且更加小巧，可以揣在怀里，戴在手腕上。

从最初的奢侈品到批量生产，钟表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依靠伟大的机械技术，“时间的标准”终于确立，机械时间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人类经验中，“时间的标准化”无疑是一场伟大的改革，人类宣告摆脱了太阳的控制，掌握了自己，并试图支配自然。

事实上，人类虽然摆脱了自然的控制，但却很快就陷入机器的控制。正如莎士比亚的《约翰王》中那句经典台词：“时间老人啊，你这钟匠，你这秃顶的掘墓人。你真能随心所欲地摆弄一切吗？”

马克思指出，钟表虽是手工业工场的产物，但却为机器时代的到来完成了铺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钟表，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时间标准化是工业进步的基础。

工业化社会完全建立在精确的时间基础上，并把它标准化为时间线。要将千差万别、复杂的专业分工和不同的空间形式细致紧密地组织在一起，必须实现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空间这三者同步运作。

因此，机械时间成为工业社会的标准语言和新秩序，“纪律”就这样诞生了。工人工作、吃饭、休息完全服从于固定的时刻表，“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

随着现代时间的到来，时间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而钟表则像是一个道具。

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中，主人公昆汀拔掉了钟表的指针，“空白表面后面那些小齿轮还在咔嗒咔嗒地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 。钟表没了指针，时间并没有停止流动，它只是从一个可以计算的序列，变成一个不可穷尽又无法逃避的存在。这其实就是构成我们生存的最本质的时间，它比任何钟表和日历都更深层和更根本。

斯威夫特的小说《神表》中，有一只“神表”，“在爷爷的马甲口袋里无休无止地嘀嘀嗒嗒的神表——那被征服了的时间的象征——已成了我们的主人”。神表使主人公一家获得永生，时间也因此失去意义，他们的生活变得简单划一。因为永生，“他们越沉醉于时间，就越在行动上陷入了机械单调的刻板生活之中，他们的人生就像这块嘀嗒作响的神表一样也在嘀嗒声中虚耗殆尽” 。

狄德罗在小说《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将钟表看作中产阶级时间理性的象征。主人之所以成为主人，是因为有钟表、鼻烟壶和奴仆。“如果没有钟表、鼻烟壶和雅克，他会不知所措。这是他生活中的三大法宝，使他能够——吸烟，掌握时间，发号施令。”

歌德曾说：“我的场地就是时间。”在加缪看来，这是极其荒诞的。

19世纪晚期，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兴起钟表制造热潮，一位工匠用12年时间制成了一件钟表杰作。这座钟表的表盘上写着“现代的进步以及科学和工业界人士”，文字下面绘制了一系列图案，包括棉花种植、煤矿开采、播种机械、纺织品生产、电报电话，以及钟表技术的进步等。

现代以来，机器已经成为一个经久不息的哲学命题。

拉梅特里将人的身体视作一部错综复杂的机器，这部机器能被了解、控制和利用。福柯指出，身体作为一个权力工具，带来了大量控制身体的技术，无论这些技术针对的是运动的效率、体力活动之间被精确丈量的休息间隔，还是对身体所能完成的任务进行大规模的谨慎的分析与计时。

福柯对技术的发明始终保持不信任，他更关注的是人本身。他也不在乎历史，他关注的是现在。

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有两大发明，一个是精神病院，一个是监狱，而工厂同时具有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属性，工厂以工资和纪律等形式，获取了工人的时间，并通过时间对工人进行惩罚——

在工资——形式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形式主要体现在对人们的时间的掌握：在工厂掌握工人的时间，计算时间分配工资，控制工人的娱乐、生活、储蓄和退休等。权力通过管理时间从而控制时间的全部使用方式，在历史上、在权力关系方面，使得工资——形式的存在成为可能。必须在时间上全面掌控权力。同样能让我们解析犯罪惩罚制度和劳动纪律制度的，就是生活时间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对时间的惩罚，和通过时间进行的惩罚，就是在工厂的时钟、流水线上的计时器和监狱的日历之间体现出的这种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