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

罗马用战争征服希腊的同时，希腊则用它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在欧洲历史上，罗马人建立的不只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每一个罗马人作为公民，都是罗马公民社会的一分子，“civitas”后来衍生为两个比较含糊的现代字眼：“civilidas”和“civilization”。“罗马人把自身看作世界公民，他们不断向外扩张、拓展和移民。于是罗马的制度就随着罗马的发展而世界化了——一方面是罗马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是世界走进了罗马。”

英语中“city”源自拉丁文“civitas”，公民与城市具有相同的出处；“公民”的另一层意思是“居住在城市的人”。马克思指出，城市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人类学家基辛认为，没有城市，“文明”就不可能兴起；准确地说，这个“文明”其实是指“现代文明”。

城市既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文明的产物，因此时间最早都出现在城市，并成为城市的一种典型特征。

现代城市不同于古代城市，古代城市基本都是政治城市，即围绕皇帝和官吏而形成的权力机构所在地。比如古罗马时代的罗马城和汉唐时代的长安城。“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的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

唐代长安城按里坊规划，东西两市加108坊。每个里坊都是四方围合，居民住在坊内，唯一的出口由“坊正”“里正”把守，天黑即是夜禁，任何人不得出坊。唐诗有言“长安城中百万家”。整个长安城只有东市和西市两个商业中心，而且营业时间很短，日中而市，日落闭市。这些商人还经常遭受官家恶奴的“随兴掠夺”，正像白居易《卖炭翁》序所说，“苦宫市也”。

清代的北京城人口达到百万，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实也就是一个超大的村庄，这里没有多少自由商人，基本都是达官贵人和他们的家奴。与唐代的长安城相比，北京城只不过是将里坊改成了栅栏。据说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道，外城有440余道，所有栅栏的门也都是晨启昏闭。

其实，西方早期的城市也都是政治和军事中心，直到商业和贸易兴起之后，一些具有自治色彩的商业城市才开始向现代城市的方向发展。威尼斯作为现代第一个城市国家，对中世纪欧洲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

一定程度上，现代国家也是城市自治精神的产物。

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国家与农业帝国是截然不同的。“倘若‘国家’指的是一个拥有系统宪法与成文法律，并由一个受法律限制和约束、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所管理的政治联合体，那么具备这些特征的国家也只存在于西方。”“除西方以外，‘公民’这一概念仍未出现在其他国家，‘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也同样如此。”

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方世界进入所谓的“中世纪”。

一些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学者认为，中世纪是“欧洲的学徒期、青春期、少年期”，现代意义上的许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因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和政治观念创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现代的概念，我们现代的制度，我们的政治义务和宪政观念，或是中世纪理念的直接遗产，或是通过反对它而成长起来的。”

事实上，直到11世纪，散布在平原和森林中的乡村与城堡仍是欧洲最常见的景象，整个社会显得封闭而支离破碎，教会与贵族主宰着一切。后来，持续两个世纪的十字军运动打破了这种沉寂，加快了欧洲走向世界的步伐，城市开始兴起。

公元1300年时，欧洲的人口跃升至7900万，这是公元600年2600万人口的3倍。这一时期，巴黎的人口增长了10倍以上，在1300年时达到22.8万人，到1400年，已经增加到了28万人。

与城市化进程同步，人口的增加也促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由手工业者和自由商人构成的城市市民，都想用宏伟的建筑来体现自己城市的荣耀，从而向那些守旧的封建领主示威，所以欧洲城市到处都在修建教堂。

除了教堂，大学也出现了。1088年，世界第一所大学成立于博洛尼亚，接着又有了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因为农民一般付不起上大学的费用，而且大学生要在城市就业，所以大学都设在城市。大学主要培养牧师、医生、律师、官员和教师。随着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陆续公布于世，中世纪文化至此达到一种巅峰状态，所谓“西方”传统便由此形成。

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骑士，尤其是由教会发动骑士进行的十字军运动。当时，欧洲的教堂建设热潮正方兴未艾，所以有人也将其称为“教堂的十字军东征”。

1144年，巴黎建成了世界第一座哥特风的教堂——圣德尼大教堂。接下来，法国又陆续建成了60多座哥特风的城市教堂。随后从法国开始，这种哥特风格的新教堂扩散到了整个西欧，乃至英国的一些教堂也兴起了哥特风。1175年，坎特伯雷大教堂建成；1194年，沙特尔大教堂重建时也转向了哥特风。

这些教堂大多数高度都超过了100米，彻底改写了中世纪的天际线。可以说，中世纪欧洲最壮观的成就，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荷尔德林在诗中写道：“在柔媚的湛蓝中，教堂钟楼与金属屋顶遥相辉映……人生充满劳绩，然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在此之前，146米高的大金字塔一直是世界最高建筑，1310年建成的林肯大教堂以160米的高度打破纪录，并将这个纪录保持到了19世纪。

这些教堂高大威严，被视为人类精神的纪念碑，是圣灵灌入物质世界的极致表现。这时的教堂已经不同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也不像贵族的军事城堡，而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这里不仅举行宗教仪式，也兼作市民大会堂、公共礼堂、市场和剧场。这种世俗化的大教堂往往显得既庄重又祥和，充满生气。

机械钟表的出现恰逢其时，使钟楼几乎成为欧洲教堂最醒目的标志。

机械时钟是修道院制度的产物，也是中世纪手工制作技术高度发达的见证。11世纪的僧侣们发明了许多机器，不仅有节省劳动力的脚踏水车、水磨和风车，也包括计时钟。为了安装大钟，原为崇拜上帝而建造的教堂塔楼变成了钟楼；每个教堂都有卡西莫多这样的专职敲钟人。

教堂热和十字军运动都是欧洲文化的一场大整合，人们在宗教认同中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认同其实产生于与他者的对视之下。

抛开军事层面，十字军运动对西方世界来说是一场主动的碰撞和学习，被边缘化的西欧因此得以瞥见东方的光明与辉煌。与骑士们阴沉沉的城堡相比，东方城市完全是另一幅广阔天地。许多关于东方世界的游记也风靡一时。

十字军运动持续了将近200年，在这一系列对异教徒的军事入侵中，欧洲的精英阶层经历了一场东方文明的再塑造过程——高大的城墙、巨大的塔楼、辉煌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令他们敬畏，神秘的香料和丝绸令他们痴迷。当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许多发明创造被他们学习和吸收时，便引发了一系列改变商业、军事和航海的革命，古老欧洲逐渐走出“黑暗的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