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与权力

中国古语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自然时间是以天文规律、季节流转、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为参照标准的时间体系，构建了时间的初级文明。

随着农业文明的到来，人类已经具备足够的智力去思考时间这个复杂而抽象的东西。与奔波动荡的狩猎采集生活不同，农业时代提供了一种可以预期的稳定；人类开始定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时间因此变得规律起来。

在甲骨文中，已有春、夏、秋、冬四字，并有月、日和时间的记录。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历法之发生，不始于畜牧时代之夏，而始于农业兴盛之殷” 。

甲骨文的“岁”字是一种有刃的农具，代表收割庄稼。农作物从春种到秋收，一般需要一年的周期，因此“岁”也就成为太阳年的时间单位。同样，甲骨文的“年”字是人顶着谷物，象征谷物成熟。《说文》云：“年，谷熟也。”《尔雅·释天》中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岁”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时一终，“年”取禾一熟，“载”取物终更始。

古人认为四时有序，万物有灵。农人靠天吃饭，最重农时，乃至生活作息也须与天时节令同步，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年遵循十二个月份、二十四节气，最早见于《周书》，有王政之“敬授民时”句。如果将《夏小正》视为中国最早的历书，那么中国历法应始于夏代，因而称“夏历”。

孔子在《论语》中说“行夏之时”，一般认为商、周两代沿用夏历，“殷人历法”也属于“夏历”。

“殷人历法是以太阴为准则，所以他的纪月的方法是以月的圆缺一次为纪月的方法。每月分三十天，但是月的圆缺一次有时又不足三十天，于是便分大建和小建；大建每月三十天，小建每月二十九天。以一年而论，普通是分作十二个月；不过为了要与太阳年合，又不得不设置闰月，不设置的话，一年的时间就不会准确，就会发生错乱。所以殷人有十三月，这十三月便是年终置闰。”

中国传统历法其实是太阴-太阳历，称作四分历。在中国农历中，月亮运行到地球与太阳之间成一直线的那天，为一个月的开始，即初一；白昼最长的一天为夏至，白昼最短的一天为冬至。以夏至和冬至为准，一年平分为二十四节气。

《周礼》说：“正岁年以序事。”汉代时，以近立春的朔日为每年之始，即正月初一。《史记·历书》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可见三代时期，每年的起始时间并不相同。

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已经使用四分历，一年被定为365又14日。

元朝时期，郭守敬受命修建了27座观星台，最北的在贝加尔湖，最南的在南沙，以登封观星台为中心台。通过一系列精准的天文测量，至元十八年，郭守敬成功地制定了《授时历》，这部历法与300年后的格列高利历分毫不差。

在中国古代，每年重新确定历法是皇帝的特权，使用皇帝颁布的历法是承认皇帝主权和归顺臣服的表示，这就是“奉正朔”。

秦始皇灭六国，不仅统一了文字、车轨和度量衡，也统一了时间，以十月为岁首。秦的计时法通行全国，万里一朔，覆盖六国原有计时法，建立统一的“帝国时间”，最后形成规范化的“年、月、月朔、日、干、支”的计时格式，最终在汉代形成了年号纪年。

自古以来，乃至到了19世纪，历法都是中国文化与政治的表征。中国边疆藩属，只要遵奉中国历法，所谓奉正朔，就表示遵行中国文化。

在近代科学革命和民主革命之前，专制时代的皇权一般都以权力神授来宣示其“合法性”，这就要求皇帝必须准确地判断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时间，日食、月食，甚至彗星的出现，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中国古人来说，彗星一直是带来灾运的扫帚星和丧门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这是《诗经》中唯一记载日食的诗篇。据天文学家推算，这次日食发生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六年周历十月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这是世界上年、月、日皆可确考的最早一次日食记录。

今天我们知道，人类要弄清楚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首先必须搞明白地球、月球和太阳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许多不期而遇的星星。但这一切都需要复杂的天文学知识，仅靠人的经验是根本不够的。根据经验，人们曾认为日月星辰都在围着地球转，而地球也不是球体。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远古的人们对不期而遇的日食、月食、彗星和陨石等异常天象充满恐惧。

公元前800年，古巴比伦人就已经可以准确地预知月食的日期。受“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说的影响，天象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虽然《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秦汉时期，谶纬之学相当风靡。包括《春秋左传》在内的中国古代史书中，对异常天象一直保留着完整而详细的记录。《资治通鉴》中，除了记载各种水旱地震等天灾，还有365 则日食记录、63则彗星记录、26 则流星陨石记录，以及17 则异常天象记载，如《资治通鉴》载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昼见，民有仰视之者，为逻卒所执，史弘肇腰斩之”。

中国历代王朝都设有专职的天象官，历代编制的历法也有近百部之多。就天文历法而言，中国曾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三次重大历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宗教学者有关。

在自然农耕时代，“敬天畏命”并不意味着“迷信”，反而是一种传统智慧。

著名政治史学家芬纳在《统治史》中这样写道：“中国的情况奇怪而有趣，中国人相信一种非常模糊的超自然实体，即‘天’。皇帝合法性的一个依据就是他拥有‘天命’。”

在中国，“天”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乃是上天之子，“奉天承运”。同时，任何天灾都是上天的谴责。汉代的董仲舒在向皇帝推荐儒学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灾异”学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晋书·天文志》记载，太阳主宰万物，是君主的象征，月亮是皇后的象征；如果君主行为有过失，上天就会显露出某种征兆，以此来警告他，而日食就是一种严重警告。

汉哀帝元寿元年正月，长安发生日食，一群儒生因此集会，谴责皇帝放逐王莽而招致日食。于是，皇帝不得不召回权臣王莽；此外，皇帝还颁布“罪己诏”于天下——“乃正月朔，日有蚀之，厥咎不远，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寮，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于安民。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

朱文公曰：“唯天为大，唯君最尊，政教兆于人理，灾祥显于天文，行有玷缺，则日象显示。”按照传统，皇帝作为“天子”，自然应该知晓“天意”。如果不能提前预知日食和月食的发生，君主的权威往往会受到严重损害，并造成社会混乱。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敏感因素，古代中国在天文技术上多少显得有些早熟。

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日月之间的关系。《隋书·天文志》云：“月者，阴之精也。其形圆，其质清，日光照之，则见其明。日光所不照，则谓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间，尽睹其明，故形圆也。二弦之日，日照其侧，人观其傍，故半明半魄也。”

在世界范围内，天文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时间观念已经初步成熟。各种计时工具和历法随之诞生，人们逐渐掌握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规律。即便如此，太阳和月亮的非常状态仍令人困惑。

一份关于乾隆年间发生日食的记录写道：

我们在通州的时候，正碰上一场预测了大致时间的月食，大街小巷都贴了布告，各色官员一律素服，所有店铺当天全都闭门歇业。荷兰使团在京期间，1795年1月21日也发生了日食，那天正好是他们的正月初一。……那可是一件最坏的事情，预示他们的国家会有一个凶年。于是，皇帝将会三天不上朝，百官皆素服。全国上下这天原本该有的一切宴饮娱乐都取消了。……日食开始时，他们个个跪倒在地，叩头九下，同时锣鼓喧天，号角齐鸣，意在吓跑吞食太阳的恶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