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二（1）

张笑宇

许多年前我曾经在欧洲接待过一位国内的学者。他本人是研究西方政治史的，成绩斐然，为人真诚直率，但很少访学。那一次我陪他在欧洲各地转了半个多月，去的倒也都是普通游人最熟知的大众景点。有趣的是，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行程，是对梵蒂冈博物馆的拜访。梵蒂冈博物馆有一件展品，是古代某位罗马教宗发布的诏书翻译成的中文版本，封皮装饰以传统的中国图案，上写着四个篆书大字：教宗上谕。

这位学者看到这件展品，瞪大眼睛，弯下腰来，看了许久。我问他为何如此受触动，他摇摇头说：“按照中国人的观念，不是皇帝，谁能用‘上谕’这个词儿？那肯定是大逆不道。可我没想到，他们还真就把教宗发的诏书叫作‘上谕’。我今天才深刻理解了什么叫作‘神的国度’。”

接着他又跟我感慨了良久。他说，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反复从教科书上读到中世纪的“皇权与教权之争”。恰恰因为读得太多，见怪不怪，早对这个论题麻木了，所以他表面上知道这件事，心里却从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值得深挖的。现在亲身来了一次梵蒂冈，才知道原来教宗甚至可以给远在天涯的中国人下诏书，才知道中世纪的教权与皇权之争不是抽象的，而是那么具象的——如果你同时接到了皇帝的诏书和教宗的诏书，你到底听哪个？

这个小故事使我想起了一句话，这是哲学界内部常常自嘲的一句话：有些问题是哲学问题，有些问题是哲学家问题。它的意思是说，对，哲学思考很多人类的重大问题，比如说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正义。但是哲学家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往往是研究其他哲学家说了什么，而对于不是哲学家的人在同样问题上发表的观点或实际做出的行动，却往往漠不关心。所以，哲学家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常常沦为哲学家小圈子内部运用彼此都熟悉的学术“黑话”“切口”的讨论。

避免学术研究沦为“黑话”和“切口”的语言游戏，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回到感性之中，回到大量而丰富的历史细节之中。哪怕是对那些我们已经非常确信“它很重要”的问题，甚或对许多已经形成公论、通说和主流观点的意见来说，为之补充充分细节也是很重要的——或者毋宁说，越是对于成为公论的意见，历史细节就越是重要。J. S. 密尔说，纵观历史，许多教义和信条对其创始人来说原是充满意义和生命力的，但一旦它在论辩中获得胜利，被多数人所承袭，它的生命力也就此衰退。因为它不再经历反对者的种种诘难，而它的辩护者也不再以种种鲜明的历史案例或现实经验为它辩护。伪装成浮士德的魔鬼对年轻学徒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信哉斯言！

而在我认识的诸多学者与作者中，杜君立先生是一个特别擅长提供大量丰富历史细节与鲜明感性案例的作者。这就是我特别喜欢他的书的原因。

我还不认识杜君立先生时，就在逛书店时发现了《现代的历程》这本书。翻了几页之后，我就决定把它买下来。

第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读故事，故事的细节越多越好。虽然我能读，也读过不少艰深晦涩的学术大部头，但是我对自己有着非常清楚的定位：我是个俗人，没有鲜活故事的引导，那些枯燥的理论问题只会以组成它们的一个个汉字为形式，在我眼前滑过，不在大脑中有任何停留。

第二个原因是我在读故事之外还想满足一点品位的爱好。许多历史书籍和通识作者虽然表面上装出一副娓娓道来、亲近读者的态度，但骨子里对读者的智商与人生经验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写一段故事之后，他们总是像对待小学生一样，补一句“那么，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然后给出一个中学生都能得出的幼稚结论。

杜君立先生的书恰好搔到了我的痒处。

他可以在讲完关于日晷、水钟和漏刻这些具体计时技术的故事后，紧接着以“时间的沙粒落下，天国正值黎明”的圣歌，与“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的庄子，将一室之内的器物与浩渺宇宙间人的时空感连缀一起。

他可以在讲完众人皆知的活字印刷术之后，马上接一段并非人人皆知的图画印刷，并联系到地图出版业对人类世界观的改造和颠覆。

他可以在讨论完现代社会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之后，笔锋一转，以“时间的国有化”这样富于张力的洞察视角，将西方现代性的学术讨论与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感受过的切身经验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