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日就是藏地扶贫开篇之时（3）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取得了一定的信任和支持后，工作组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组织干部深入各边远部落和寺庙，一方面争取、团结、依靠上层人士，一方面访贫问苦，发放救济，开展医疗救助、维护社会治安。不少上层人士和群众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消除了疑虑和恐惧心理。办事处在色达的影响越来越大，终于在色达扎下根来，形势也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大头人仁真顿珠终于露面了。

钦绕清楚地记得1953年7月至9月，两次召开政治协商会时的情景。色达各部落的大小头人，寺庙活佛、堪布均参加了协商会。见面的下午他和仁真顿珠盘腿而坐，他拿出一支香烟递给仁真顿珠，仁真顿珠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先示范着给自己点上，仁真顿珠也示好地接过香烟，猛吸几口便咳嗽不止，烟雾熏出的泪珠挂在脸上，引来众人的笑声，气氛一下活跃起来。后来仁真顿珠看见递烟就摇手拒绝，拿起他手里的玉石鼻烟壶，示意他吸鼻烟。

融洽的气氛中，钦绕宣讲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共同商定召开有各部落和宗教上层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协商推举称登真为主任、扎西罗布为副主任、仁真顿珠为主任委员，办事处下设治安、财政、总务等科室，至此，色达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诞生。

在办事处的努力下，首届色达地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参会人员共113名。在“祝新中国第一届色达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的横幅前，钦绕看见台下各族各界的目光全部聚焦在他脸上时，心里充满快乐——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开局面。作为党的代表，钦绕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同时也备感工作的压力——色达农牧民生存与发展的担子重重地压在肩上。

大约40年后的1992年，笔者当时是《甘孜日报》的一名记者，同《民族文学》的编辑吉米平阶受邀前往色达县和石渠县，采访甘孜州儿童福利院建院时的第一批藏族遗孤。信息是从甘孜州民政局社会事业科的科长向秋阿姨那里了解到的，她是吉米平阶的母亲。

这批遗孤中有一部分是民主改革时期叛匪或被裹挟者留下的，党和人民没有因为这些遗孤前辈的过失遗弃他们，而是建立儿童福利院，将他们抚养长大并培养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历史的画廊里，这些遗孤们的幸福成长史成为鲜活的佐证，让全世界看见在历史深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和胆识，同时也看见藏族人民生存与发展的缩影。笔者决定用笔拾回这些感人的故事，以之向为中国各族人民翻身解放而献身的英雄深深地致敬。

在采访中，时任福利院院长聂宽中告诉笔者，藏族老红军天宝来到色达烈士陵园，面对一百多位在剿匪中捐躯的忠骨，天宝脑海里同时浮现出两份名单，第一份是上百名儿童的名单，另一份是平定叛乱过程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名单。

张吉林，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原成都军区独立团一营二连班长，于1956年色尔坝战斗中牺牲；

毛振清，藏族，四川省丹巴县人，原成都军区藏民团二营六连战士，1956年10月在曲苍打隆沟遭敌人伏击时牺牲；

阿木桑更，藏族，四川省丹巴县人，原成都军区藏民团二营六连战士，1956年10月在曲苍打隆沟遭敌人伏击时牺牲；

刘递方，汉族，贵州省毕节二区人，内卫六十七团五连战士，1956年2月在色达县城平叛战斗中牺牲；

谭光爱、孙忠秋、肖天才、四郎彭措、白玛泽朗、李仕贤、阿昂、更忠多吉、阿加次朗……

面对一百多位烈士的墓碑，天宝心情格外沉重，为了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藏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历史将牢记他们的英名。

然而孩子们是无辜的，看着手里的这些遗孤的名单，天宝念头一闪，萌生建立一所藏族儿童福利院的想法，将这些娃娃们收养起来。这是共产党宽容仁爱、不计前嫌的最好例证。于是他同跟他一样是老红军的沙纳商量建院之事。

沙纳当即表态，要让人看见共产党的爱是不带任何偏见的，而且这种温暖和爱是可以化解仇恨的。

这两位曾与毛主席、朱总司令留下合影，在青藏高原大名鼎鼎的老红军，参加红军时却只有十几岁。在革命战争中经受锻炼的两人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带着革命的经验回到藏地，领导开展了百万农奴的翻身大革命，在焚烧农奴主压榨农奴的地契中，揭开了伟大的扶贫史的序幕，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儿童福利院诞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两位老红军亲自筹划，组织人力、物力，在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的道孚县各卡乡确定了院址。1961年10月，这个备受国家关爱的“家”接收了第一批来自藏北牧区石渠、色达的孩子。

杨桂兰老师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35个穿着光板羊皮袄、光着脚丫的孩子站在她面前。过早的生活磨难使他们神情冷漠，脾气倔强，眼神流露出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孩子只听得懂牧区话，语言无法交流，最小的女孩子益呷只有四岁。杨桂兰和其他老师们为孩子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烧热水洗澡，清除头发里的虱子和身上的污垢，穿上干净衣服。

当时福利院借住在甲波喇嘛寺里，房子很大，也很冷。老师们为了不让孩子们冻着，就自己睡在门口。每天晚上要起来几次，替孩子们盖被子。岁数小的孩子还经常尿床，为了掌握每一个孩子起夜的次数和时间，年轻的老师们彻夜轮流值班。已是石渠县教育局局长的曲杰，就是老师们曾经特意关照的一个。

“这些娃娃身体都不错，调皮起来，天上都有他们的脚板印。但你可要细心，假如你看哪一个不太活泼了，可能就有问题，就得去查查，等到他自己说不舒服，那就晚了。”这一席话，可以让人感受到周院长的强烈责任感，这不正是普天下父母们的情怀！在过去的藏地，孤儿意味着乞讨，意味着流浪，意味着死亡。而在今天的福利院，如果外界有人说谁谁是孤儿，孩子们就会反驳，我们不是孤儿，党就是我们的父母，老师就是我们的亲人。

从福利院走出来的色达孩子嘎瓦，在政府的关怀和自己的努力下，来到北京工作。尽管毕业已有二十多年，但一旦提起曾经成长的福利院，他的神往之情还是溢于言表。他告诉我们，刚毕业那会儿，每天晚上都做福利院的梦，梦见自己在教室里上课，梦见自己还睡在那个暖和的宿舍里。时间久了，他都能够在梦里告诉自己，别醒来，别醒来，多在梦里待一会儿。这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出自孤儿们对老师深深的感激之情，这思念是他们从心底涌出来的：

洛日，这个当初追着老师要光板皮袄的小姑娘，现在已成了石渠县人民医院的副院长；

秋尼，会计班的毕业生，现在是色达广播局的局长；

西洛，非常帅气的小伙，在四川省运输公司康定十七队工作，由于技术过硬，成为省劳动模范，后来当上了康定运输公司的总经理；

这些昔日的孤儿如今已成长为祖国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笔者至今都记得刘子寿书记的一句话：“这些娃娃是党和政府养大的，他们不靠我们靠谁？”他的话一语中的，像一粒种子扩散到整个雪域高原。这一粒种子种下了共产党的坚定信念：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