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1780—1787年：爱国者党革命（1）

1781年9月26日一早，人们发现数份名为《致尼德兰人民》的小册子被散发到大街上，传到共和国的各个角落。小册子是匿名发表的，其背后作者是范德卡佩伦男爵。小册子传递出坚定有力的政治讯息。在哈布斯堡王朝掌权之前，共和国曾有过这样一段时光：那时的人民享有高度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他们可以通过市民的宣誓代表委员会、民兵团体和行会的势力，来制约各个省份的统治者。这种无价的“自由”以如下不受限的公民权利为基础：集会，组织、组建委员会，选举代表，表达观点。而后人民的自由被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剥夺，后者的表现尤为恶劣。然而，1572年的大起义没能恢复他们的“自由”。尽管对重获自由的追求为反腓力二世和西班牙王权的大起义提供了核心动力，起义中也有许多激动人心之处，但是从人民的角度来说，大起义以失败告终。民众参与城镇议事会和省政府工作的传统曾短暂地由市民行会和民兵团体复兴，但此后遭到沉默的威廉和摄政官的再次压制。按照范德卡佩伦的说法，这一灾难性时刻恰好出现在200年以前，即1581年，当时荷兰省摄政官发布法令，禁止各城议事会在重大事务上咨询民兵团体和行会的意见。这就是荷兰大起义背叛自己、背叛起义的基本原则的时刻。

范德卡佩伦宣称，1572年以来对共和国自由的打压主要是奥伦治亲王用常备军实现的“杰作”：“掌控军队者可随心所欲。”为了重夺自由，为了能够再次参与城镇议事会和省政府工作，人民必须创建一支人民的民兵，它致力于“自由”原则，并且足够有力，以便起到制衡常备军的作用。他的观点显然受到北美民兵在殖民地上抵抗英军这一奇观的启发。范德卡佩伦公然力劝共和国以美国人为楷模。他号召人民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每座城镇、每个地方发动民主运动，这种“革命”进程将由下至上地推进。男爵在小册子里向读者保证：国家及其政府属于居住在其中的所有人——无论贫富——但是，只有创建一支公民的民兵队伍，一支有足够积极性去用手中的刺刀保卫人民的自由的民兵队伍，人民才能掌控国家，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获得自由。而要实现这些，公民必须效仿美国人，像他们一样认真操练、学习使用武器，尤其是在教堂做完礼拜之后。另外，公民还必须选举自己的民兵长官。

从政治理论的角度看，男爵煽动性的小册子或许没什么新东西，不过在当时的共和国社会，这本小册子的惊人之处在于，它强有力地从人们所熟知的事实当中提取出革命的要旨，意图应对在整个共和国造成深刻挫败感的形势。这是1747—1751年奥伦治革命以来的首次尝试。男爵的小册子几乎可以称得上是18世纪80年代爱国者党革命的宣言，主要原因是它强调有必要通过创建基层的人民组织、建立公民的民兵队伍而使政府对人民负责，因为它将执政和奥伦治家族定义为“自由”的主要敌人。男爵也斥责摄政官，但认为他们是附属的存在，既可以被拉到亲王一边，也可以被拉到人民一边。在他看来，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德维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并且尽管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无执政期摄政官也曾排斥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但因为希望通过联合人民对抗执政，总三级会议派愿意帮助人民实现“自由”的恢复。范德卡佩伦坚持，如果不改革民兵团体，不将其置于公民的控制下，重夺自由的行动就不可能成功。这一观点将成为荷兰爱国者党革命印刷品的核心信条。正如当时爱国者党的主要刊物《下莱茵邮报》在1784年8月给上艾瑟尔爱国者党提的建议：“他们必须”通过研究历史资料，“调查每个地区发生什么侵害人民权利的事”；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训练使用武器，由此我们正直的摄政官才能得到支持，无用之人才会闭嘴”。

与此同时，第四次英荷战争仍在继续；由于荷兰灾难性地惨败于不列颠之手，民众的义愤和怒火升级了。共和国海军衰败、疏于管理，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没能充分维护他们的驻军和要塞，上述这些都是共和国战败的主要原因，而且部分归咎于摄政官和殖民公司。但是，公众已经习惯于将共和国的溃败——包括随着航运和渔业的瓦解而带来的荷兰省和泽兰省严峻的经济萧条——归咎于执政及其宫廷，而爱国者党的出版物如今正进一步强化这样的观念。

1782年，爱国者党运动赢得了势头，尤其是在荷兰省、乌得勒支省、海尔德兰省和上艾瑟尔省。一开始，充当爱国者党运动先锋的是爱国者党的出版物，其报纸和杂志让批判执政及其政权的文字涌向公众。这是一场由记者、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引领的革命，它感染着社会上识字的城市中层阶级，尤其是小店主。这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席卷共和国大部分城镇和零星的乡村地带。这些出版物高度雄辩，致力于彻底重塑本国的体制和政府体系，但是在被爱国者党视为共和国奠基原则的框架内展开的。在他们看来，其运动本质上是针对西班牙的荷兰大起义的复兴、延续和完成。革命的基本目标是夺取执政宠臣和摄政官寡头对各城和各省生活的控制权，将权力转移到那些自认为是人民的发言人和代表者的手上。

爱国者党的意识形态根植于共和国的历史，以那些被视为大起义和共和国核心原则的东西为基础；尽管如此，它也展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尤为重要的是对“人民”的理想化解读。这是18世纪中叶荷兰共和国环境下显著的意识形态潮流。与之密切相联系的是民主思潮和民族情感。这种民族情感更类似于19世纪初欧洲的自由民族主义，而非黄金时代联省盛行的对任何身份的认同感。爱国者党认为：“荷兰人民”意味着国民的整体，路德宗信徒、门诺派信徒和天主教教徒与归正会民众一样，是“荷兰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反对官方对宗教少数派的歧视，也反对官方对共和国某些地方的制度性歧视，这些地方的地位低于有投票权的七个省份。爱国者党的出版物将包括奥伦治派归正会讲道者在内的执政政权支持者称为“反爱国者”。这种向非归正会民众伸出橄榄枝的行为，并不只是口头上的谄媚，它事实上是爱国者党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爱国者党计划将宗教少数派和公地拉入革命运动，利用他们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执行这一策略的一个手段是强调共和国的大英雄并非都属于归正会。《下莱茵邮报》是爱国者党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由彼得·特·霍恩在乌得勒支创立。1785年11月的《下莱茵邮报》反问道：难道最近这场灾难性战争中唯一的英雄、海军将领佐特曼不是路德宗信徒？难道威廉三世著名的军事工程师库霍恩不是门诺派信徒？难道三级会议派历史上的英雄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格劳秀斯不是抗辩派信徒？

爱国者党革命推进的方式是通过出版物在人民中间传播民主意识，将民兵团体转变为实现人民意志的工具，最终迫使执政的代表和摄政官恢复公民在地方政治中的控制权，因而也恢复公民在各省和全国政治中的控制权。新型民兵，或按其称谓称“自由军”，在以下四个方面区别于旧式民兵：第一，他们由市民防御委员会而非摄政官掌控，委员会将选举军官；第二，他们将摒弃先前浓厚的归正会特性，对各个宗教教派的荷兰人开放，也包括天主教教徒；第三，他们将直接参与城市政治，以支持“正直的摄政官”，对抗“反爱国者”；第四，他们将接受更大强度的训练，获得更先进的武器，这样他们不仅能在城镇内维持秩序，还能在必要的时候，抵抗荷兰省或外国的常备军。新型自由军的规模也将大于旧式民兵的规模。多德雷赫特，是爱国者党运动的一个领导中心。那里在1783年1月率先创立了新型自由军以代替旧式民兵，并且很快便招募到一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