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蹒跚的共和国与“南部”的新活力（4）

夏尔·亚历山大在南锡长大，是洛林家族王朝世界的继承人。他远没有像玛丽亚·伊丽莎白那样沉迷于威尼斯的品位，反而更渴望培育当地的人才和传统。对他主持的重大建筑工程风格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来自南锡和吕内维尔的宫廷世界。这些因素与18世纪20年代以来体现在南尼德兰贵族扩建工程中的试验性新古典主义充分混合，促成了洛林风格与本地风格的成功融合，推动了一种成熟的比利时新古典主义的兴起。这场文化重生风潮最前沿的是三座总督宫殿的建筑工程，它们由本地建筑师负责，主要包括来自布鲁日的让·福特和多产的洛朗·伯努瓦·德韦。德韦除了担任宫廷建筑师，还为整个南尼德兰的贵族宅邸和修道院以及奥斯坦德的灯塔，设计了诸多新古典主义的附属建筑。1756年，夏尔·亚历山大买下拿骚家族在布鲁塞尔的宫殿，作为自己的主要住所。1757—1761年，总督以奢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对其进行改建，为他知名的图书收藏、钱币收藏和自然史收藏留出广阔空间。在特尔菲伦，他改建了古老的公爵宫殿，那是阿尔贝特大公和伊莎贝尔公主最喜爱的宅邸之一，并在附近建立了制陶厂和丝织厂。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要数他在马里蒙建造的、全新的新古典主义宫殿，后来被公认为哈布斯堡帝国最精美的建筑之一。尽管没有什么大画家可供赞助，夏尔·亚历山大依然赋予了应用型艺术新动力，在布鲁塞尔尤其如此——他的目标是将该城打造成欧洲一流的文化中心之一。他收藏了一大批前代大师的作品，包括许多17世纪佛兰德的绘画。他还委托洛朗·德尔沃创作雕塑，德尔沃或许是夏尔·亚历山大宫廷里最著名的艺术家，也是一位高产的雕塑家。他成功地将佛兰德的巴洛克传统与新兴的新古典主义潮流相融合。德尔沃的主要受托任务之一是创作巨型的赫拉克勒斯像，这是夏尔·亚历山大的化身，它于1770年安放在布鲁塞尔的新宫殿中。

1766—1780年：威廉五世执政初期

作为年轻的执政，威廉五世是个总体而言不那么自信的人物。1766年，威廉五世成年，与这一事件相随的是宪政的修改，它再次强化了执政及其宫廷的地位——当然也强化了对二者施加着主导性影响力的布伦瑞克的地位。对强势的奥伦治政权的回归并不总是自动推进的。1766年，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莽撞地试图草拟该省给执政的新“指令”，以使新执政获得的权力少于先前的威廉四世。布伦瑞克的强势干预挫败了这一图谋。布伦瑞克如今建构起来的亲王不容挑战的地位让本廷克·范罗恩深感忧虑，其他诸多不属于亲王扈从的人无疑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布伦瑞克说服执政签署的《顾问法案》公然侵害了共和国的正当制度和传统。人们担忧的还有年轻亲王的婚姻。1767年10月，他在柏林迎娶普鲁士公主弗雷德丽卡·索菲娅·威廉明娜。她不仅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女，还是布伦瑞克的外甥女。这桩联姻显然强化了普鲁士干涉共和国事务的危险。而如今，普鲁士不仅军事力量远超共和国，还占据了紧邻联省的领土带。威廉明娜的个性比丈夫强烈。来到海牙不久，她便加强了当地人对她舅舅的憎恶， 不过暂时来说，这并没有影响布伦瑞克的优势地位。

布伦瑞克与本廷克·范罗恩之间的敌对到1769年摆在了台面上。促成这一点的因素既包括双方的个性，也包括后者野心的挫败。不过，双方的分裂也部分源自观点的对立，即对共和国和执政在其中的地位的看法。本廷克强调执政的宪政特性，强调尊崇联省的制度和传统，致力于正式的体制改革。这与布伦瑞克的观点相冲突。在他看来，联省只是某种中等规模的德意志诸侯国，应该主要依据王朝利益来耕耘。布伦瑞克将德意志王公宫廷的风格、氛围与德意志的权力政治带到海牙。他一直劝诫威廉五世，不要放弃任何特权，否则其权威将再不受尊重。本廷克试图将这个年轻人从对公爵的不幸依赖中解救出来——如今公爵胖得可怕。他力劝亲王将威廉三世树为楷模，以光荣革命作为政策和治国方略的指导。他的理想是建立强大但绝对是立宪的君主制。

1766年之后，布伦瑞克分派任免权，控制着各省、各区和各城的奥伦治派小集团。正是因为公爵的执政权威增强，他才有能力去分派官职、培养忠诚度，以便增强宫廷与其国内支持者之间的联系。为此，他需要设立驻扎于各省的政治头目，让他们充当他手中忠诚的工具，将宫廷和派系利益置于各省的考量之上。泽兰省三级会议将该省大议长和第一贵族的职位都交给了威廉·范西特斯，他是该省最有权势的摄政官家族的首领。汉诺威的安妮早前曾同意，如果时任第一贵族者在威廉五世尚未成年时去世，那么就任命威廉·范西特斯接任第一贵族。但布伦瑞克更倾向与另一类贵族做交易——这类贵族的立场不受各城的盘算或范西特斯传统的影响。布伦瑞克组织了一场打击威廉·范西特斯的行动，打破了后者的绝对影响力。在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布伦瑞克主要与一类贵族合作：他们既是宫廷的宠臣，同时对两省局面又相对生疏。正如1782年一位兹沃勒摄政官指出的，此时有三个人“处置和指挥着上艾瑟尔的一切”，他们是：海登·范奥特马瑟姆之子海登·洪佩施伯爵，他接掌了父亲特文特德罗斯特的职位；海登·洪佩施的堂兄弟海登·赖内斯泰因伯爵；迪尔克·本廷克·范迪彭海姆男爵，他在1779年成为萨兰的德罗斯特。

在荷兰省，布伦瑞克同样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彼得·斯泰因是哈勒姆富裕摄政官家族的成员，在1749年至1772年间担任荷兰省大议长，其地位主要得自本廷克。汉诺威的安妮和布伦瑞克与斯泰因的关系都不怎么融洽。斯泰因擅长为奥伦治家族的利益服务，同时只安抚阿姆斯特丹和摄政官。然而，布伦瑞克和威廉五世都认为他对宫廷不够恭顺，因为有一次，斯泰因认为宪政适当性危在旦夕，所以准备与宫廷对峙。斯泰因去世后，布伦瑞克选择彼得·范布莱伊斯韦克继任。范布莱伊斯韦克是代尔夫特老摄政官家族的成员。他此前因为本廷克才取得代尔夫特议长之位，但是如今他背弃本廷克，转而投向公爵，以继任荷兰省大议长之职。布伦瑞克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全无骨气的官员。荷兰省三级会议不过是在形式上选择了范布莱伊斯韦克。一开始，他确实恬不知耻地屈从于公爵；然而到18世纪70年代末，随着该省三级会议中反布伦瑞克和执政的势力开始强硬，大议长也表现出违逆宫廷的迹象。到18世纪80年代初，这只天生的“变色龙”已经成为爱国者党在三级会议中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