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启蒙运动（7）

天主教教徒的境况也整体有所好转，尽管迟至1787年，帕拉马里博的天主教团体才获准将一座大型建筑改作天主教堂之用。在荷兰治下的库拉索岛，第一座天主教堂在1730年启用。不过外部天主教教士依然难以入岛，岛上的教士资源稀少，通常只有一两个。直到1776年，才有一群方济各会修士获许到岛上常驻和工作，以便向黑人群体布道。

最后一片放弃过去强硬严苛的宗教和文化政策的殖民地是南非。18世纪期间，该地白人人口稳步增长，从1701年的1 756人增至1778年的9 721人，与当时荷兰中等城镇的规模相当。尽管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有德意志路德宗的血统，但直到1780年，这里都不许设立路德宗教堂或学校。该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块殖民地的教堂和学校全都属于荷兰归正会的5个教团。此外，当地民众实际上只能接受归正会的基础教育。1714年在开普敦设立的拉丁语学校到1742年因为学生不足而关闭。路德宗信徒最终获准组织自己的教团，然而天主教在该地的影响依然微不足道，犹太人依旧被排斥在外，直到1803年荷兰宣布在整个帝国推行普遍的宗教宽容。

与所有的欧洲殖民地社会类似，荷兰殖民地加入知识和精神的启蒙世界时，具有高度模仿性和选择性，常常是欧洲发展的呆板反映。然而它真实存在，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殖民地社会上层尤其如此。不过，通过启蒙运动，市民的观点和认知还是产生了广泛的变化。1772年，一个共济会分会在开普敦设立；1778年，一个艺术与科学学会在巴达维亚成立，当局还为之举办了盛大的庆典。这个学会在观念上或许属于狭隘的实用主义，不过它依然在推广阅读，从阿姆斯特丹获取新近出版物，学习法语，并设立有奖竞赛。此外，它保持着与共和国各个艺术和科学学会的密切联系。巴达维亚启蒙运动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员是J. C.M.拉德马赫尔，此人具有创新精神，其作品也得到广泛传播。他是印度议事会的成员，也是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的创始成员，还于1764年在巴达维亚设立了共济会。18世纪四五十年代，获取和讨论荷兰、法兰西新书的潮流兴起时，恰逢荷兰向更广阔的宽容转变。荷兰殖民地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是塞法迪犹太作家戴维·纳西，他是两卷本的《苏里南殖民地史》的作者。纳西明确指出，苏里南启蒙运动开始于当时正在巴达维亚任职的扬·雅各布·毛里修斯的总督任期，当时从荷兰省获取新书的潮流正在兴起。在殖民地，这些图书的副本稀少，因此随着阅读兴趣的广泛传播，在群体中朗读和讨论文本成了常见之事，这进而又促使殖民地依照共和国的模式，建立读书会和演讲社。苏里南成立了数个这样的社团，其中一个是1780年成立的自然史研究社团。纳西等人出版的众多有趣读物在帕拉马里博面世，这让当地文学社的主席得以在1786年宣称：“在我们这片殖民地上，100多年来出版和流通的印刷品都没有最近4年的多。” 启蒙阅读在新教教徒和犹太人中也同样流行，犹太人构成了帕拉马里博2 000名白人中的微弱多数。

戴维·纳西的藏书是殖民地上最优质的藏书之一，这些藏书在1782年被详细编目。其中包括布尔哈弗的作品、范斯维滕对布尔哈弗的评注、休谟作品的法语版，以及孟德斯鸠、伏尔泰、霍尔巴赫、卢梭和伊萨克·德平托的众多著作。在殖民地，没有几个人的藏书能与纳西相媲美，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官员常常对殖民地社会的文化水平抱着蔑视的态度，这无疑也是有些缘由的。不过18世纪中叶，通过图书、刊物、社团和口耳相传，启蒙观念和宗教宽容慢慢在所有地方都有所发展。两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反映了南非的相关发展潮流。他们是约阿希姆·范德辛和J. H.雷德林休斯。前者出生于罗斯托克，1737—1757年间担任开普敦孤儿院的秘书，他积累了包括近4 000本图书和50幅画在内的收藏。后者曾先后在开普殖民地做过学校老师和面包师，而后发展成为干练的政治宣传家，最终，到18世纪90年代末，他成了在阿姆斯特丹领衔的强硬雅各宾派成员。

反抗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殖民政权的政治运动首先开始于南非，它是对美国革命和地方压力的直接回应。1778年的动乱中，开普敦四处散发着埃利·吕扎克多年前写作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创作于1747年至1748年阿姆斯特丹奥伦治派起义的环境下，为民众反抗腐败和无能政府的行动进行辩护。不过，此后的南非动荡则深刻根源于当地的殖民社会。与17世纪后半叶大体相似，荷属南非由东印度公司统治，而白人殖民者完全不参与其中。人们可以将这些殖民者划分到三个大体相互隔绝的世界中：一是开普敦的世界；二是富裕农民的世界，他们拥有靠近开普敦的土地，在那里种植谷物和葡萄，为东印度公司提供补给；三是布尔人的世界，他们大多是贫困朴素的边民，接触到的阅读风尚和新观念也最少。由此可见，启蒙的影响，以及延续到18世纪90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几乎完全局限在开普敦本地及其近郊。

东印度公司在南非的政权以奥伦治派总督J. A.范普勒滕贝格男爵为首。殖民地对该政权的反抗主要源于经济方面的不满——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进出口贸易，并控制着农产品市场。东印度公司所需的补给仅限于其舰队相当稳定的需求，于是公司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不仅维持着进口商品的高价和本地产品的低价，而且事实上阻碍了产量的增长和进一步的殖民拓荒。这又转而引发了政治方面的挫败感，因为当地人一直被拒斥在掌政的政治议事会之外。由此开普殖民地成了美国革命各种口号和观点传播的沃土。此外，1747年之后，殖民地总督由执政选取，且都是坚定的奥伦治派——这样的事实不过是鼓励了1780年之后的发展趋势，即在意识形态方面站在联省的爱国者党运动一边。

1778年之后，组织协调反总督和反东印度公司行动的秘密会议定期在开普敦举行。次年，以私人贸易为掩护，4名代表被派往共和国，向那里的董事呈递抗议请愿书。不过不久之后，开普敦的反抗势力就丧失了对所有董事的信任，他们设法规避东印度公司而寻求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1783年，一本名为《荷属非洲》的轰动性小册子在荷兰省出版，其荷兰语版本接踵而来。该书与雷德林休斯关系密切。它警示荷兰摄政官和公众，“盎格鲁—美利坚的例子具有传染性，能被两印度公司辖地的殖民者模仿”，而这极其可能在南非发生。1784年，开普敦的爱国者党领袖直接向“我们的最高、合法主权者”总三级会议呈交请愿书。

18世纪80年代，库拉索岛和其他加勒比海殖民地也出现了政治骚乱，白人殖民者分裂为爱国者党和奥伦治派。1787年，由于普鲁士的介入，共和国的爱国者党运动失败，奥伦治派复辟。暂时而言，这样的事实阻断了通过共和国政权而谋求殖民地改革的所有前景。不过，这并没能抑制启蒙观念和对爱国者党的同情在殖民地的进一步增长，苏里南和西圭亚那都成立了爱国者党组织。到18世纪90年代初，苏里南的局势极为紧张。对共和国殖民体系的批判变得越来越尖锐，而且几乎遍布荷兰殖民世界。

荷兰启蒙运动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