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启蒙运动（5）

18世纪初，共和国依旧被时人视为北欧艺术活动的首要中心，这一点在油画、蚀刻版画、雕刻和单色画方面确切无疑。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这三大城市曾完美经受住了17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风暴的考验，并且最大程度地保住了经济活力，它们在荷兰艺术世界中的相对地位也倾向于提高。不过，其他中心也保留了一些活力。在莱顿，一群艺术家继承了道、范米里斯和梅苏高度精致的风俗画传统。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范米里斯，弗兰斯·范米里斯的次子。他终其一生都在莱顿度过，尽管他的作品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也很出名、受人追捧。另一位是该群体中的长者雅各布·托伦弗利特。17世纪70年代，他在外国度过，在罗马、威尼斯和维也纳工作，此后，他便永久地回归莱顿，到18世纪的前10年仍是莱顿艺术家行会的关键人物。在艺术市场危机最为深重的17世纪70年代中期，阿诺尔德·豪布拉肯正在家乡多德雷赫特跟随范霍赫斯特拉滕训练，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不过他的主要赞助人、艺术品和珍品的贪婪收藏家、摄政官约翰·维特森最终说服他迁往阿姆斯特丹。豪布拉肯花费众多时间收集有关荷兰画家生平的资料，不过这些信息经常不可靠。他还找到了拉赫尔·勒伊斯等依然在世的画家，以探寻他们的生平故事。他把这些人生故事编写成三卷本的《荷兰画家的伟大艺术》，在1718年至1720年间出版。

拉赫尔·勒伊斯在18世纪初享受着自己的最大成功，每幅画都能卖出超过1000荷兰盾的高价。她在国内外同样享有盛名。1708年，她被任命为普法尔茨选帝侯约翰·威廉的宫廷画师，并数次到选帝侯在杜塞尔多夫的宫廷做客。选帝侯也习惯于用她的画作为礼物，赠送给其他王公。18世纪初，阿姆斯特丹画家扬·范海瑟姆也为荷兰花卉画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做了重大贡献。

18世纪的共和国收藏家依然为17世纪的大师着迷。与思想生活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类似，18世纪的共和国艺术展现出引人瞩目的一致性和与过去的连续性——在最好的情况中，这并不纯是模仿性的。扬·范霍尔是当时荷兰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他在1750年至1751年出版了豪布拉肯《荷兰画家的伟大艺术》的续作，主张荷兰艺术仍然繁荣，但是已经大为衰退。他提出，主要原因在于，收藏家太过珍视17世纪的大师，尤为热切地收集道、范米里斯、梅苏和特尔·博赫这些风俗画大师的作品，以至于给予当代艺术家的支持不足。毫不惊奇，共和国18世纪的艺术家几乎全都倾向于坚持并进一步发展黄金时代的传统，而不是扩展新的方向。于是，荷兰18世纪的主要艺术成就便是延续17世纪艺术发展的主线，正如拉赫尔·勒伊斯和范海瑟姆在花卉画领域，或威廉·范米里斯在风俗画领域的成就。不过，在旧式绘画类别中，只有部分得以存续，花卉画以外的静物画逐渐消失。随着巴克海森在1708年去世、亚伯拉罕·范斯托克紧随其后，海景画风潮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因原创性而鹤立鸡群的一个人物是科内利斯·特罗斯特，他以极具讽刺性和戏剧性的风格，描绘居家和街道场景。这一时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画家是雅各布·德维特。他不仅创作“历史”画，而且绘制了一些抓人眼球、独具匠心的天花板装饰画。

17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对当代绘画的需求降低，共和国艺术领域的一个关键特征产生了如下转变：转向给富人宅邸做新型装饰工作，更主要的是给图书创作用于出版的版画和彩色插图。一直到18世纪中叶，共和国仍是欧洲图书出版的重要中心。在启蒙运动早期，欧洲宫廷和贵族流行寻求“珍品”收藏，并辅之以呈现有关地形学、地质学、昆虫、纹章、硬币等研究的装帧精美的图书。这样的潮流为精致繁复且常常是造价昂贵的图书插图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这种发展迫切要求一种新型的密集型专业，它融合了艺术与科学家式的系统性观察。该领域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出自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这位勇敢的女子来自弗拉讷克，她前往阿姆斯特丹，以详细观察那里著名的异域昆虫收藏，尤其是约纳斯和尼古拉斯·维特森的收藏。她一直精进自己描绘热带昆虫的技术。1699年，她登上开往苏里南的船，在那里奋力工作了数月。1705年，她的劳动成果——有关苏里南昆虫的名著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作为启蒙运动早期艺术与昆虫学相结合的典范脱颖而出。

范海瑟姆、勒伊斯、威廉·范米里斯、特罗斯特和德维特全都在1750年左右辞世。此后，共和国艺术陡然陷入彻底的衰落，所有的旧式绘画类别都逐渐衰败。天赋异禀的花卉画家、蒂尔堡名门之后赫拉德·范斯潘东克曾在安特卫普接受训练，并在布雷达短暂工作，然而，他从未到大河以北冒险。尽管他的天主教出身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毫无疑问，对他这一代人而言，共和国城镇已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有发展前景的训练或工作环境。他最终判定，巴黎能提供最光明的未来——也正是在巴黎，斯潘东克取得了持久的成功，并在1774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宫廷的微型画画师。18世纪晚期，主要的共和国权贵都是请到访共和国且通常是说法语的外国艺术家，为自己绘制肖像画。

奥属尼德兰启蒙运动

相较于荷兰的启蒙运动，南尼德兰的启蒙开始得较晚，而且也没有在欧洲产生什么广泛的影响。不过，在我们所展开的话题下，它仍相当重要。因为它不仅对奥属尼德兰的历史发展造成重大影响，而且决定了南北尼德兰之间关系的变化及二者日渐隔绝的状况。到1740年左右，当荷兰启蒙运动开始丧失对欧洲的广泛重要性时，奥属尼德兰的启蒙运动实际上还没开始。

1740年，伏尔泰以惯常的辛辣言辞，将南部描绘为一片“被剥夺了思想，却满溢着信仰”的土地。事实上，在18世纪初的欧洲，南尼德兰是众所周知缺乏思想活跃的精英的，没有专注于科学和文学问题的书店和刊物，而教会不容挑战地控制着高等教育。玛丽亚·伊丽莎白总督任期内强劲的反詹森派运动不过是强化了教会和大学内部的保守潮流，威吓住了所有形式的思想争论。

不过在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结束之后，奥属尼德兰的景象迅速转变。从一开始，南部的启蒙运动就是从上层，从新任总督洛林的夏尔·亚历山大的宫廷，从布鲁塞尔和玛丽亚·特蕾莎维也纳宫廷的一众高官要员那里获取主要动力的。除了夏尔·亚历山大本人，奥属尼德兰的启蒙运动还有另外两名领导者，即卡尔·约翰·菲利普·科本茨尔和帕特里斯—弗朗索瓦·德内尼，前者是1753年至1770年间玛丽亚·特蕾莎派驻布鲁塞尔的首席大臣，后者是有爱尔兰血统的高官，他在1758年成为布鲁塞尔枢密委员会的主席。

科本茨尔和内尼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温和、思想偏保守的运动，受到一种新詹森派天主教改革观的启发，而这种观念带着强烈的王权至上倾向。运动意图在大臣认为不适宜教会和教宗活动的领域，遏制这些人的影响，并渴望推广科学和世俗教育，以便改善行政管理机构，刺激贸易和工业发展。内尼和布鲁塞尔的整个统治集团依旧坚定地敌视法兰西哲学家的观念和态度，尤其是伏尔泰的。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伏尔泰的作品开始在南尼德兰各城市相当广泛地流传——虽然是半秘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