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启蒙运动（1）

荷兰的影响

启蒙运动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思想转变和最为广泛的文化变革之一。这是一个大规模、多层面的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将它归到四个主题之下，即这是一场面向宽容、世俗化、知识分类和大众化的转变——最后一点尤为关乎科学。

所有欧洲国家都受到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不过在生产和传播新观念方面，在一些国家的作用比另外一些要大。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相比，18世纪荷兰启蒙运动的影响和活力都在下降，而重要性却在上升。在这一点上，荷兰多少与英格兰的情况类似，它们都根植于17世纪晚期的重大思想突破，在18世纪早期对欧洲启蒙运动发挥着强烈影响，不过而后这股影响力大为衰减。对于欧洲而言，可以说荷兰启蒙运动在18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起着根本作用，到中间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仍起到些重要作用但开始衰减，在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则衰落得微不足道。

黄金时代结束之时，荷兰文化和思想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思想繁荣，但在语言载体上却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其中一脉以法语为载体，另一脉则以荷兰语和拉丁语为载体。到18世纪初，这仍是荷兰启蒙运动的特性。生活在共和国的重要胡格诺派思想家培尔、巴纳热和马尔尚，绝非孤立于荷兰语境之外在工作。他们在荷兰有着赞助人和伙伴，并且在许多方面要适应新环境；他们身边的荷兰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摄政官知识分子也热切地阅读和讨论他们的作品。但是，这些胡格诺派思想家并不参与荷兰有关笛卡儿主义、科齐乌斯主义和贝克尔思想的辩论，他们鲜少在荷兰的大学中授课，他们的作品也几乎从未以荷兰语面世。只有在有关斯宾诺莎的论战中，胡格诺派才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培尔。大多数胡格诺派并不能掌控荷兰的整体思想。培尔设法在不说荷兰语的情况下，在鹿特丹居住了25年。普罗斯珀·马尔尚是最后一位到共和国的胡格诺派伟大思想家。他于1709年抵达，在共和国度过了半个世纪，并成为当地的重要人物。他从未学说荷兰语，其作品主要面向培尔和其他胡格诺派信徒，而非荷兰作家。不过，他也与一些使用双语写作的人合作，主要包括于斯特斯·范埃芬德和物理学家威廉·雅各布·范斯赫拉弗桑德。

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1700年开始，有关宗教的讨论发生了转变。整个社会对宽容的肯定有所增长，宗教狂热不断消退，那些教会和神职人员控制的领域也逐渐产生了讨论，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宗教的多样性、对不同宗教传统和神学体系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兴趣。对神学观点进行分类和比较的潮流从培尔的《历史与批判辞典》中获得动力，而且直到18世纪中叶依然清晰可见。

这一进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便是培尔的朋友雅克·巴纳热。巴纳热是鲁昂一位胡格诺派法学家之子，他在1685年至1709年间担任鹿特丹法语归正会群体的讲道者，而后被海因修斯提升为海牙瓦隆教会的牧师。这位宽容的著名拥护者编撰了《从耶稣基督至今的犹太人历史和宗教》。这是欧洲对后《圣经》时代犹太人的第一次综述，因为其客观的态度而引人注目，尤其是对17世纪反基督教的塞法迪犹太辩论家埃利·蒙塔尔托、绍尔·勒维·莫泰拉和伊萨克·奥罗维奥·德卡斯特罗的超然态度。巴纳热本人明白自己事业的新颖性，他刻意突出基督教徒强加于犹太人的不公正和迫害，以便让基督教徒以新的路径来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给伊萨克·奥罗维奥·德卡斯特罗在1684年与范利姆博赫的辩论中提出的反基督教论点留了相当大的空间。犹太作家否认基督教的知识后来成为法兰西激进启蒙运动的一大特征，尤其是霍尔巴赫男爵作品的一大特点。而要到1750年之后，这些知识才能说通过巴纳热及其圈子进入启蒙运动的世界。

对各种宗教进行分类和重估的另一个中心人物是瑞士人让·勒克莱尔。勒克莱尔是日内瓦加尔文宗牧师，通过阅读格劳秀斯、斯蒂芬·屈塞莱乌斯和埃皮斯科皮厄斯的作品，被抗辩派的真理所折服。由于不能在瑞士公开宣称自己是抗辩派，勒克莱尔在范利姆博赫的鼓励下于1684年来到阿姆斯特丹定居，成了抗辩派的重要法语发言人。他迎娶格雷戈里奥·莱蒂之女玛丽亚，追随范利姆博赫和埃皮斯科皮厄斯成为宽容的主要拥护者。他的一个项目是便是编辑第一版《伊拉斯谟作品全集》10卷本。长期以来，伊拉斯谟都是抗辩派的英雄。不过，勒克莱尔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他充当宗教和哲学文献的评论人上。在提供系统和客观的书评方面，勒克莱尔的刊物胜过培尔的《文人共和国新闻》。在成熟期，勒克莱尔的刊物先后被冠以《图书选择》和《古今图书》之名。

以新途径理解宗教的一个著名例子是鸿篇巨制《世界各国人民的宗教仪式与习俗》，这一作品于1723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共13卷，大部分由让—弗雷德里克·贝尔纳撰写，版画家、共济会成员贝尔纳·皮卡尔为它创作了壮观的插图。这部作品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系统性地评论宗教实践和仪式，并且仅将基督教作为与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共济会并列的一种宗教对待。皮卡尔竭力确保插图的真实性。例如，他亲自到阿姆斯特丹一位重要的塞法迪犹太长老家里，参加晚间的逾越节家宴仪式，以便描绘这一场景。为启蒙运动宗教重估做出又一贡献的是马尔尚的重要著作《历史辞典》。该书是对培尔辞典的补充，囊括了对天主教的世俗性批判和对索齐尼主义的客观讨论。

与荷兰的胡格诺派信徒不同，参与启蒙运动的荷兰语作家整体而言更关注科学而非宗教，而反斯宾诺莎运动是共和国启蒙运动两股潮流的交汇点。这场由培尔挑头的思想攻势在18世纪的前25年里持续不衰，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将“斯宾诺莎主义者”等同于自由思想者，而且证实“斯宾诺莎主义者”普遍地存在于共和国社会中。它们还常常谴责“斯宾诺莎主义者”竟敢如此公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18世纪的前20年里，大多数人察觉到在共和国对自然神论和天启宗教的否定是普遍现象。在这一点上，共和国与英格兰类似。但是，在发动这样一场持久的反自然神论和反无神论攻势方面，共和国的社会是独一无二的。许多主流知识分子本身被怀疑偏好自由思想，而且超过他们自己愿意承认的程度。尽管如此，上述运动仍得以在共和国本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