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教会（4）

在泽兰，1702年之后反奥伦治派攻势致使科齐乌斯派短暂地在米德尔堡占了上风，而后，随着奥伦治派的复苏，该城的科齐乌斯派又暂时失势。接踵而来的是1715年至1720年间科齐乌斯派与富修斯派的新一轮冲突。而后到18世纪20年代，科齐乌斯派重新在宗教法院和泽兰长老监督会占据上风，并且一直维持到1747年革命时。18世纪后期，在荷兰文化中，科齐乌斯派与富修斯派之间的对立不再像先前那样占据根本性位置。虽然如此，以下事实依然值得注意：威廉四世，以及之后的威廉五世，都竭力在泽兰省以及荷兰省，复兴和强化公共教会内的富修斯派潮流。

科齐乌斯派占据上风的类似转向也在荷兰省出现，尽管过程不那么激烈。1702年之后，在莱顿议事会的支持下，科齐乌斯派在该城占据优势地位。18世纪初，莱顿议事会是荷兰省最具共和主义思想的群体之一。1712年，得到莱顿摄政官们的首肯，该城的科齐乌斯派宗教法院投票决定在该城的主教堂里建造一座石制纪念碑并饰以科齐乌斯的雕像。富修斯派非常愤怒，认为这是公然的挑衅行为，甚至称得上是“天主教化”的行动，展示出他们渴望将科齐乌斯“封为圣人”。不过，1702年之后，摄政官首要考虑的是尽可能地利用1694年的法令，缓和富修斯派与科齐乌斯派的冲突。其间断断续续地有重燃战火的企图出现，但全都遭到严厉镇压。1702年之后出版的一本极具煽动性的攻击科齐乌斯主义的书是《对话》，作者是海牙胡格诺派牧师皮埃尔·德容古。德容古长篇大论地嘲讽科齐乌斯派解释《圣经》的方法并评论道，在法兰西和英格兰，没有人对科齐乌斯主义感兴趣。德容古立即遭到众多科齐乌斯派神学家的回击。1707年5月，联省瓦隆教会在胡斯召开年度会议，会上弥漫着惊恐，人们担心上述争论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到当时为止，共和国的胡格诺派一直谨慎地在富修斯派与科齐乌斯派论战中坚守着中立立场，德容古的爆发被视为对瓦隆教会中立立场和内部团结的威胁。宗教法院谨慎地避免正式谴责德容古的反科齐乌斯立场本身，而纯粹从违抗教会有关不得插手富修斯派与科齐乌斯派争论的规则这一角度，对其进行谴责和规训。

德容古闭嘴之后，对德奥赖因发起猛烈攻击并成为18世纪初富修斯派首要论辩家的是雅各布斯·弗勒伊蒂尔，他是莱德克的学生，与莱德克一样是泽兰人。在1676年煽动舆论反对莫马时，他的父亲曾起到重要作用。1700年，当时强硬的富修斯派宗教法院任命弗勒伊蒂尔担任鹿特丹的牧师职位，1713年，弗勒伊蒂尔在该城出版了攻击科齐乌斯派的重要著作《教会斗争》。在书中，他指责科齐乌斯派通过牵来“理性这只特洛伊木马”而损害了信仰和教会的权威，重点谴责了贝克尔和勒尔。他还攻击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及其党羽，因为他们颁布的某些政策削弱了教会，种下了腐朽的种子，而后又长成科齐乌斯主义这朵恶之花。在他看来，科齐乌斯主义篡改了《圣经》和教义，而它最大的恶果便是贝克尔这一毒瘤和对撒旦存在的否认。弗勒伊蒂尔预言，随着怀疑的传播，随着教会内部日渐分裂，诚实的科齐乌斯主义者最终会承认自己犯了错——让理性主义者混入其间——并且会与科齐乌斯决裂。弗勒伊蒂尔随后一直与科齐乌斯派，与勒尔的理性主义辩论，直至去世。但1715年之后，在南荷兰省宗教会议的强压下，他被迫大为缓和了自己的语调。

1716年，兹沃勒的归正会讲道者亨里克斯·拉费斯泰因发表《费拉德尔菲亚》，呼吁结束神学的八十年战争，因为自17世纪40年代以来它就分裂着荷兰归正会。此后，要求和解与和谐的声音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直到18世纪50年代，“富修斯派”与“科齐乌斯派”这两个标签依然被广泛使用，但不像过去那样带有许多戾气。为此结果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海尔德兰讲道者约翰内斯·毛里蒂乌斯·莫默斯的著作《友布罗》。莫默斯从科齐乌斯的作品中摘列出76条，事实证明它们特别容易引起争议。莫默斯对它们逐条进行查验，而后主张：当带着超脱和友善的态度来研究这些学说时，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存在根本分歧。

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伴随着公共教会内部争论的缓和，弱小省市当局方面的不宽容政策也在终结，社会中各主要教派之间的敌对也在缓减。18世纪上半叶，新教徒与天主教教徒之间有时仍然会爆发尖锐的冲突，尤其是在18世纪30年代，当时一股反天主教的情绪席卷了共和国。1734年6月，加尔文宗民众被一种集体的恐慌气氛笼罩，因为有谣言称，天主教教徒正在策划大范围叛乱，意图颠覆国家和公共教会， 由此各种各样的骚乱四起。总三级会议派摄政官指控奥伦治派是幕后的怂恿者，指控他们故意煽动恐慌，意图以此为政治和心理手段，提高奥伦治家族和执政在新教民众眼里的吸引力。莱顿市议事会安排了特别巡逻队，保护该城天主教祈祷场所免遭攻击。而后，在1747年奥伦治派革命期间，反天主教骚乱再现。然而，如同18世纪的英格兰一样，这种以恐慌和民众仇视的混合情绪为基础的反天主教骚乱，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

它再也不能在高雅文化和知识生活中扮演主角。

内部教派摩擦的缓和和宽容程度的加深，鼓励各主要教派之间展开更多对话。这首先出现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口中，而后出现在整个社会。所有这些现象都属于同一进程的各个侧面。随着启蒙运动聚集起更多势头，对新哲学和科学的认识传播，神学教条和教会权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都在缓慢衰落。

这一变化在再洗礼派和路德宗群体中尤为明显。这两个群体不再像17世纪那样深陷分裂。对再洗礼派而言，18世纪这个宽容和启蒙的时代不仅是人员衰减的时代，也是旧日内部分裂和解的时代。然而17世纪的分裂并没有就此消失。从1664年阿姆斯特丹分部分裂，到18世纪末，荷兰再洗礼派分裂成三大部分：更开明自由的“羔羊派”、更保守的“主日派”和老佛兰德派与老弗里斯兰派残余的极端正统派。不过，只有最后一派坚持过去的“绝对真理”，依然视自己为门诺·西门唯一、真正的追随者，以及罪恶世界中的圣会，认为它必须隔绝于这一世界，避免与其他人展开对话。大部分再洗礼派，包括“羔羊派”和“主日派”，不再认为自己是那种应当过着思想和宗教的独居生活的、唯一真正的基督教会。共和国再洗礼派最后一次大争执爆发于1735年至1742年的格罗宁根，是一场不同论点的激烈交锋。它主要由强硬的“真正的门诺派”挑起，他们抗议其他再洗礼派成员正逐渐适应的变化。

18世纪，许多再洗礼派牧师都是共和国各教派建立友好关系、展开友好讨论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一个著名案例就是约翰内斯·德克纳特尔。从1726年到1759年，他都在阿姆斯特丹辛格尔运河畔的“羔羊堂”担任讲道者。德克纳特尔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调解再洗礼派各个团体之间的关系，改善再洗礼派与社友会的联系，建立与公共教会内部的虔敬者与科齐乌斯派的对话。德克纳特尔认为自己是宗教不宽容的所有受害者的护卫人，18世纪30年代末，他积极参与行动，让一群被迫害的摩拉维亚弟兄会成员得以到阿姆斯特丹定居。在这方面，伊萨克·德隆与之类似，德隆还写文章讨论广泛的经济和宗教问题。德克纳特尔成了尼古拉斯·路德维希·冯·青岑多夫伯爵的密友，后者是摩拉维亚弟兄会荷兰省分部的“创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