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社会（6）

这进一步鼓励了共和国的雇主从北布拉班特、上艾瑟尔、海尔德兰，尤其是从邻近的德意志地区，寻找外来劳动力或季节性劳工，这些人习惯于更卑贱的工作、更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更低的报酬。在有技艺的荷兰劳工大规模移民国外的同时，向来蓬勃的来自德意志西北部地区的移民潮依然持续不衰——这着实是18世纪荷兰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有所变化的是德意志移民的构成。17世纪，移居阿姆斯特丹的德意志人中，大部分都带有海洋和商业的特性，包括许多海员和贸易从业者。他们经常来自汉堡、不来梅、埃姆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或莱茵河下游的加尔文宗邦国。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720年之后，来自德意志沿海地区的移民骤减，这一损失因为另一移民群体的增长而得到补偿，后者通常是赤贫的天主教教徒、犹太人、路德宗信徒，并来自明斯特兰、下萨克森乡村地区和黑森。18世纪，来自明斯特地区的季节性劳工成了共和国经济中的重要因素，在泥炭挖掘和编织这些最为卑贱的工作领域尤其如此。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荷兰省。例如18世纪上半叶，弗里斯兰省的哈灵根明显多了许多天主教教徒，这几乎全是因为明斯特兰的天主教到此定居。

18世纪的荷兰社会由食利者主导。在18世纪的荷兰共和国，无论是摒弃商业发展的摄政官、贵族、大商人的继承者们，还是那些不再积极参与贸易的制造业资产继承者们，都已不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们通常是巨富，居住在优雅的乡村别墅和奢华的城镇宅邸中，雇用着厨师、仆人、车夫和园丁，靠着荷兰省三级会议公债、其他债券、殖民公司股票和境外基金的利息和分红过活。

大体而言，部分或完好幸存到18世纪中叶的贸易和工业，并没有给共和国的财富精英集团提供新成员。确实仍有大量的大宗货运贸易，但大宗货运业只能给个别家族提供微薄的财富。而那些存续时间最长的产业往往只集中于一两个地方，如斯希丹的杜松子酒酿造业和豪达的烟斗制造业，同时它们分散于数量庞大的微小作坊中。自17世纪中叶以来，陶制烟斗业就是豪达主要的经济活动，它持续繁荣到1750年左右，此后迅速衰落。而这一行业容纳了数百座小型作坊，其主人则稳固地居于社会的中间阶层。18世纪，在豪达这样的城市，最富裕的阶层几乎由摄政官及其亲属独占。

依仗着过去的遗产，共和国依然比邻国富裕。但在这个社会中，中间阶层受到挤压，财富分布变得比黄金时代任何时候都更两极化。城市经济的衰退、城镇的萎缩，以及对乡村产品需求的下降，必然意味着城镇和乡村两地贫困的增长。一开始，共和国仍有超越欧洲其他地区的技术优势，那时过剩的劳动力更可能移民他国，而不是靠贫困救济过活。在1710年至1750年间，哈勒姆有大约9000名织工因劳动力过剩而失业，其中仅有一小部分留在哈勒姆接受救济。然而，1750年之后，共和国再没什么东西来补充其技术和技术专家储备，荷兰人也没剩下什么可用于移民的技术，于是，他们更愿意留下接受贫困救济而非远走他乡。由此，在贸易和工业逐渐瓦解的几十年里，城市的贫困问题相对缓慢地累积，而在此之后急速加剧。在阿姆斯特丹，领贫困救济金的人口占比在1700年至1770年间仅有微弱增长，到18世纪70年代之后却急剧攀升。领冬季贫困救济的人在该城总人口中的占比从18世纪60年代的9.5攀升至80年代13，到1795年升至16以上。

相较而言，在内陆省份，乡村贫困的增长缓和却持续不断。在上艾瑟尔，尽管三大城市——代芬特尔、兹沃勒和坎彭在该省的人口占比有所降低，但在该省应税财富中，其份额维持不变。于是，在17世纪80年代，三大城市占上艾瑟尔30的人口，却占有该省40的应税财富，而到1748年依然占有40的应税财富，但人口仅占全省的20。这意味着，整体而言，比起城市，乡村人口变得更为贫穷。与此同时，上艾瑟尔的独立大农场主的财富显著增长，而独立小农人数减少。这样的发展趋势，加上该省整体人口的增长，造成的结果便是乡村赤贫的稳步加剧。1675年，被上艾瑟尔省三级会议登记为贫民而免于缴纳该省直接税的人占该省人口的25，而到1758年，这一数字超过38。在海尔德兰，人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以费吕沃区为例，这里的城镇发展停滞，而乡村人口猛力上涨。在德伦特，被财政机构划为“贫民”的人口数没有增加。然而，与上艾瑟尔类似，这里独立小农的人数减少，无地劳工和佃农的数量大幅增长。荷属布拉班特是18世纪贫困增长的代表性地区之一。该地的数据同样显示，登记为免纳直接税贫民的数量大幅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