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社会（5）

从正在衰退的城镇离开的人中，有许多迁往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另外一些人，包括许多技艺精湛的工匠，则迁往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普鲁士或俄国。整个北欧地区都十分渴求荷兰的造船工人和木匠。不久，技艺精湛的工匠也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到18世纪40年代，瑞典禁止进口加工好的烟草后，共和国整座整座的作坊连同人员和设备被迁往斯德哥尔摩。那些不太有技术的劳工也随同到达新世界。18世纪40年代，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犹太人制定新政策，决定帮助共和国里那些没有就业机会的成员移民至苏里南和库拉索岛。

吊诡的是，城市活力和人口削减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剩余人口的生活水平。在荷兰世界贸易霸主地位发展的第四阶段，城市的迅速扩张似乎要继续推行，各个城镇议事会因而掷重金来增加住房，扩建城市生活的综合性建筑。这些发展项目计划要容纳更多的人口，一些城镇甚至计划容纳比现在多一倍的居民。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城市房租降低，这尤其有利于住在廉价房屋中的贫民。甚至在倒退压力最小的阿姆斯特丹，经济的普遍恶化也导致廉价住房的实际房租从1730年左右开始大幅下降：迟至1794年，阿姆斯特丹工匠要付的实际房租也没有恢复到1734年的水平。

因为需求的下降速度比供给的下降速度快，粮食和燃料的价格也从18世纪20年代起开始骤降，并且这种低价格在实际意义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这是城市人口萎缩而乡村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去城市化天然地趋向于提高实际工资——这不同于实际收入——于是18世纪20到30年代，作为商业与工业衰退的结果，实际工资毫无意外地大幅增长。18世纪2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实际工资急剧增长，并且直到1770年的半个世纪里，都保持在比1670年至1720年间高得多的水平。这是出现在共和国整片沿海地区和内陆省份普遍现象的一部分。

但是，实际工资与实际收入截然不同，前者是给定的工价，后者则是实际赚到的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能在与以往相同的条件下，做与以往同样多的工作，那么他就能从实际工资的增长中获益。

但是在18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这个前提条件很难实现。对于仍有工作的劳动者而言，172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保住老板在过去给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老板们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要尽可能地解雇劳工，还要降低人力支出，其手段包括：强迫留下的劳工接受低廉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雇用更多儿童、青年和廉价的移民劳工。1739年，哈勒姆丝织工人苦苦抱怨，他们的生计受到来自北德意志“外来者”的威胁，这些人被丝织业雇用。雇用移民也是一种回避行会规章的手段，有时还是反对设立行会的手段。例如，有人主张劳工“大多数是外来者，是最难管理的一类人”，1742年哈勒姆的缎带制造商就以此为依据，反对设立缎带行业的行会。

各家老板力图收回他们先前被迫给予的高工资和有利的工作条件。这些活动催生了新型的社会矛盾，由此引发了经常带有鲜明的现代气息的劳工行动和罢工。不过，这是18世纪荷兰社会独特环境所专有的现象，具有临时性，到1770年就基本销声匿迹了。此外，这不仅是劳工与老板的冲突，同样也是习惯了高工资和有利工作条件的本地工人与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外来者之间的冲突。许多纺织工人离开海尔蒙德、阿尔默洛和其他衰落的内陆纺织业中心来到哈勒姆和莱顿，他们像德意志人一样不受待见，也因为愿意接受低工资而容易受到雇主接纳。莱顿纺织工人在1700年、1716—1718年、1724年、1730年、1741年、1744年、1747—1748年、1761年、1764年和1770年先后组织了数场罢工。1770年之后，莱顿纺织业已经相当萧条，早已没剩什么可争取的了。阿姆斯特丹棉纺织业工人在1729年和1744年分别举行了罢工，后一场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原因是雇主拒不遵守1729年达成的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协议。雇主的主要手段就是雇用大批报酬低廉的青年和儿童。与这一时期共和国的其他罢工行动类似，阿姆斯特丹棉纺织工人选出了罢工领袖、设立罢工基金，并且有意识地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战。最终，罢工领袖被市政当局逮捕。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工人不仅组织针对雇主的行动，而且力求加强行会的限制，并且在有遗漏的行业设置行会。在行会方面，他们得到了城镇议事会的鼓励。当时的一股潮流是，一些城镇议事会在给人授予公民权时倾向于制定更严厉的准入规则，而公民权是进入行会的先决条件。这种防御性抵抗充分体现在阿姆斯特丹行会和行会成员数量的猛增上面。1688年，该城有37个行会，下辖1.1万名成员；到1750年，这里的行会数量增至50个，成员远超1.4万名，而该城总人口数维持不变。

随着加在市政和教会福利机构身上的需求压力不断增长，在城镇议事会的鼓励下，劳工群体越来越倾向于设立更多的金库和基金，以便为人们的疾病和意外提供保险金。18世纪上半叶的联省见证了工人社团的显著激增，成立这些社团的目的是保护获得认可的新教教派的工人。莱顿的细哔叽工人在1700年设立了一个“交易所”，1736年又对其进行改革。这一社团只对年满40岁、体格健全、“道德声誉良好”的归正会成员开放，他们还必须自愿接受作为加入社团条件的医学检查。有工作时，成员每周要从工资里拿出2斯托伊弗存入金库。假如他们因为疾病或意外无力工作，且丧失工作能力的原因不是酗酒或斗殴，那么他们就能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每周获得2.5荷兰盾。莱顿的另一个纺织工人社团成立于1711年，它既接收归正会成员，也接收抗辩派和门诺派信徒为其成员，不过它同样排斥天主教教徒。类似的，如果有成员因为疾病和意外不能工作，社团将每周给其50斯托伊弗。有趣的是，社团禁止接受帮助的“兄弟”上酒馆或去卖杜松子酒的店家，唯一的“例外是，他们可以买一杯啤酒解渴，但只能站着消费，不得逗留” 。

过去，比起在德意志、南尼德兰或不列颠的同行，共和国工人享受着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如今他们决意保卫到手的果实。即便是在失业和接受救济的状态下，他们也展现出挑剔、期待救助的倾向。许多外国观察者都观察到这一现象，博斯韦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764年谈论道，人们能在乌得勒支看到大批“贫苦之人，除了马铃薯、杜松子酒和他们称为茶和咖啡的东西，别无生存物资，而最糟糕的是，我相信他们已经十分习惯于这样的生活，甚至即便有人提供工作机会，他们也不会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