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1702—1747年：摄政官治下的共和国（3）

海尔德兰“旧派”与“新派”的斗争在1704年间进一步升级。许多城镇都出现了由行会和民兵成员参加的反对“旧派”的集会和游行活动。1704年2月，经过武装的行会成员攻占哈尔德韦克市政厅。1704年6月，土地贵族抵制区三级会议时期，该区各城镇同意，无视贵族院，开始在乡村地区征税。8月，哈勒姆议事会的“新派”征募了一支由经过武装的城市志愿者组成的部队，以保卫他们在该城和该区取得的成果。贵族院也召集了一支队伍，向哈尔德韦克进军。双方在皮滕发生了武装冲突。但此时，总三级会议仍被阻止介入其中。

海尔德兰“新派”运动的一大弱点便是海尔德兰三大城镇——阿纳姆、奈梅亨和聚特芬与各自地区的小城镇之间自古以来的冲突。1707年10月开始的海尔德兰战役的高潮期，这类冲突成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那时，阿纳姆“新派”的议事会决定派遣一支装备了大炮的市民志愿军，前往瓦赫宁恩推翻刚刚重夺控制权的“旧派”统治者。阿纳姆民兵攻占瓦赫宁恩，逮捕了“旧派”的治安法官。但是，海尔德兰省三级会议的大部分成员谴责这一行为，希望前往镇压市民志愿军，并向总三级会议求助。荷兰省三级会议最终失去了耐心，同意派遣同盟军队结束动乱。为首的“新派”城市——阿纳姆和奈梅亨则没能动员起荷兰省、泽兰省和乌得勒支省的足够力量，来阻止通过派遣同盟军的决议。总三级会议军队于1707年12月占领阿纳姆，1708年1月占领奈梅亨。他们镇压骚乱、逮捕煽动者，并且将一些“新派”驱逐出两城的议事会。海尔德兰最终陷入了荷兰省施加给它的悬而未决、令人不安的僵局。

在海尔德兰冲突的最后阶段，“旧派”从共和国显而易见的奥伦治主义情绪复兴中吸取力量。这股潮流凝聚在1707年8月成年的约翰·威廉·弗里索周围。弗里斯兰一度主张，由于担任弗里斯兰执政，这个年轻人应当在国务会议中分得一个席位。一达到法定年龄，约翰·威廉·弗里索就开始主张“自己的前辈作为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执政而一直占有的”席位。然而，在泽兰、乌得勒支、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等省的支持下，荷兰省拒绝这一主张，并提出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已经各自在国务会议中拥有席位，不应因为拥有执政而享受任何优于其他省份的待遇。约翰·威廉·弗里索如今是共和国政治中的重要人物，支持者称他为“奥伦治亲王”。1708年2月，他在格罗宁根被正式宣布为执政——因为格罗宁根城与奥默兰就给执政的“指令”发生争执，场面稍有混乱。

约翰·威廉·弗里索年轻有为，在诸多方面意欲追随威廉三世的脚步。1709年4月，他迎娶黑森—卡塞勒的玛丽亚·路易莎。他命达尼埃尔·马罗负责翻修在吕伐登的奢华府邸，而后，于1710年将新娘和宫廷全部安置到该地。他的一部分时间花在弗里斯兰，忙于培养驻海牙的利益集团；另一部分时间则用来经营作为总三级会议军队军官的事业。他在南尼德兰的联军营地上度过了很长的时间，马尔伯勒经常伴其左右。此外，在有关威廉三世遗产的官司上，约翰·威廉·弗里索也在与普鲁士国王进行斗争。如果说普鲁士国王有机会夺取威廉三世在德意志边境内的土地，那么弗里斯兰执政则在夺取荷兰边境内的遗产方面占有优势。1710年12月，海尔德兰省三级会议在罗宫的继承问题上，做了支持执政的裁决。

然而，1711年7月，奥伦治派寄托在约翰·威廉·弗里索身上的希望破灭。当时，总三级会议召唤他从军中返回海牙，协助其与普鲁士国王进行谈判，以在威廉三世遗产问题上达成妥协。然而，在穿越河口时，约翰·威廉·弗里索乘坐的船在穆尔代克附近遭遇暴风雨而倾覆，他溺亡了。人们用了一周时间才找到他的遗骸，而后庄重地将其埋在吕伐登。约翰·威廉·弗里索去世六周之后，其遗腹子出生——有朝一日他将成为所有省份的执政。想起61年前，威廉三世也是在其父去世后诞生，沮丧的奥伦治派稍感安慰。依照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1675年的决议，弗里斯兰执政之位将由亨德里克·卡齐米尔的男性后代继承， 于是这个遗腹子自动成为弗里斯兰执政的人选，他的母亲玛丽亚·路易莎成为弗里斯兰摄政。她给这个孩子取名为威廉·卡雷尔·亨德里克·弗里索，巧妙地同时纪念了威廉三世、英格兰的查理二世、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和孩子的父亲。

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对于联省来说，爆发于1702年5月的围绕西班牙王位继承而展开的世界大战关系重大。当月，共和国与不列颠、奥地利和普鲁士结盟，向法兰西及其盟友——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宣战。

荷兰参与反波旁王朝战争一事常被说成是威廉三世欧洲政策的延续。这并非全无道理。因为自1688年以来，威廉三世政策推行的基础就是与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三级会议达成共识，而荷兰省则是荷兰加入1702年至1713年战争背后的推动力。但荷兰省的利益与威廉三世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决定荷兰在战争中所扮演角色的是荷兰省的利益，而不是威廉三世留下的传统。

威廉三世去世时，距离战争爆发还有两个月，此时联省的战略形势和荷兰海外贸易体系的未来似乎比1672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危险和不确定。1700年，哈布斯堡最后一任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将西班牙王位和西班牙在欧洲、美洲的帝国留给路易十四的孙子，也就是人称“西班牙的费利佩五世”。为了巩固对西班牙及其帝国的控制，费利佩五世接受了法兰西的支持。1701年，法兰西军队进入南尼德兰，荷兰人则被迫撤出“屏障”要塞。如今法兰西与荷兰共和国之间再没有缓冲地带，共和国也没有办法强制执行斯海尔德河口的贸易禁令。同样危及共和国利益的还有西班牙和西属印度的形势。荷兰对西属美洲的贸易通过加的斯和库拉索岛展开，控制着这条贸易线的阿姆斯特丹大商人认为：波旁家族的人成为西班牙国王，意味着西班牙市场和西班牙贸易、殖民地应尽早归法兰西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此事已经发生了。西属美洲的奴隶贸易专营权原来归葡萄牙财团，他们与西印度公司合作，而且很大一部分奴隶是从库拉索岛购买的。1701年，费利佩五世将这项专营权转交给法属几内亚公司。1700年至1702年间，与西班牙和西属美洲进行贸易的共和国大商人的信心跌到谷底，甚至关闭了他们在加的斯、塞维利亚、阿利坎特和马拉加的仓库，并且将他们在西属印度的商品转交给中立的热那亚和汉堡公司负责。荷兰省摄政官和大商人精英希望通过一场战争，迫使波旁王朝撤回对西班牙王位的主张，进而恢复1700年以前共和国在西属印度贸易中的有利地位，巩固斯海尔德河口的禁令，同时赢得战略安全，抑制法兰西的权力，并且迫使路易十四削减对法贸易的关税。

遏制法兰西、颠覆波旁王朝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似乎至关重要。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波旁王朝被击败，必须防止共和国名义上的盟友不列颠在欧洲之外获利。不列颠如今正迅速成长为比共和国扩张更快而且更具活力的海洋、殖民和贸易强国。英荷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双方在印度、西非和西属美洲贸易方面的竞争，比以往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