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1650—1700年：智识生活（13）

荷兰的两场启蒙运动

贝克尔《论着魔的世界》一书引发的风暴是欧洲启蒙运动早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该书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骚乱。在它出版之后的三年里，大约有170种书相继问世，它们或支持或反对贝克尔，或相信或否认魔鬼。一些回应之作甚至比《论着魔的世界》篇幅还长，如库尔曼和范德韦延的作品。然而，这场观念和态度的剧变并未在法兰西或英格兰掀起任何涟漪。1695年，该书的第一部分的英译本以《着魔的世界》之名问世。但不列颠对它的兴趣甚微，不久该书就“似乎被遗忘了” 。法语本似乎也无甚影响。即便在今天的不列颠和法兰西，在谈论启蒙运动早期时，人们也常常完全忽略荷兰的论战。

这着实是令人好奇的路线分化的一种表征。这种分化将启蒙运动早期的诸多方面一分为二，在联省情况尤其如此。身在荷兰省的培尔和其他胡格诺派作家、知识分子费了很多力气在欧洲宣传新思想，但他们发现很难理解共和国新近的笛卡儿主义和科齐乌斯主义运动。部分问题在于这些雪崩一样的材料是以荷兰语呈现的，这让运动基本处于胡格诺派知识界的能力范围之外，因为他们不太能理解这门语言。培尔发现自己对此多少有些挫败， 不过他仍付出了比其他人都要多的心血去提升人们对这些争论的认识。通过这样的进程，荷兰论战的意义才得以从胡格诺派和其他法兰西、英格兰知识分子的经验与知识中显现出来。在培尔的《历史与批判辞典》中，他适宜地列出了在欧洲启蒙运动早期应该读什么、讨论什么这些问题。这部巨著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并未收录或提及荷兰的论战及其参与者，而只有斯宾诺莎和维蒂希厄斯是例外。剩下的人都被彻底地从这幅论战图景中抹去，包括科齐乌斯、海达纳斯、勒尔、范利姆博赫、迈耶、柯巴赫、范达勒、瓦尔滕和贝克尔。这一趋势因为荷兰瓦隆宗教会议推行的法规而得以巩固——它规定法语讲道者必须避免介入科齐乌斯派和富修斯派的争论及其相关事宜中。

17世纪末共和国发生了重大的思想变革，它几乎与胡格诺派无关，但其影响却并不仅限于联省。它既是荷兰语精英观念的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众观念的变革。正如富修斯派讲道者雅各布斯·莱德克1692年指出的，许多去教堂的普通人和一些归正会讲道者不再相信天使或撒旦，这样的事实不能简单归罪于斯宾诺莎和霍布斯。造成这一结果的是渗透到荷兰文化世界各个角落的笛卡儿主义和科齐乌斯主义，特别是科齐乌斯、勒尔和贝克尔的作品。此外，虽然共和国的剧变没对不列颠和法兰西造成什么直接影响，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中欧地区。自古以来，荷兰文化对中欧的影响就比对英格兰或法兰西的影响显著。直到18世纪早期，荷兰文化的影响依然遍布其间。虽然贝克尔的《论着魔的世界》遭到培尔几近轻蔑的忽视， 但它的出版在德意志却是重大事件。该书的第一版德语译本出现在1693年的阿姆斯特丹，第二版在1695年的汉堡出现。1694—1695年间，有关贝克尔和荷兰论战的热烈讨论接踵而至。它在影响力巨大的莱比锡《学报》上展开，且部分内容是报道拉布斯《书房》刊登的讨论内容。与《书房》的情况类似，这份书评刊物在不列颠和法兰西鲜为人知，在德意志却备受讨论。参与贝克尔论战的德意志人的反应方式大多与荷兰富修斯派一样，坚持认为贝克尔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继承人，新无神论的支持者。

不过在德意志，启蒙运动同样激动人心。尽管法兰西和英格兰对该运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在启蒙运动早期，荷兰的思想影响或许比二者的都要大。17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头几年激进观念的影响尤其如此。1701年，一名德意志路德宗领首神学家在一份新神学刊物的发刊词上评论道：20年前，德意志公众和神职人员曾处在天真的快乐中，不知危险将至。随后，他们错愕地得知，在“自由过度”的国家——荷兰，洪水一般涌来的有害新书引起了骚乱。此后，他们带着惊恐闻知“某个叫斯宾诺莎”的人的观点，还有贝弗兰、达·科斯塔和霍布斯的观点；最后，“在过去的10年”中，眼看着不敬神及“残酷无情”的文本涌入“我们德意志新教地区的所有书店”。贝克尔论战向德意志外溢的过程中，不仅给荷兰出版物入侵德意志书店增添了势头，而且鲜明地增强了一些新观念对淳朴平民的影响。一些德意志的贝克尔批评者在解释自己给予其书的额外关注时，如此说道：贝克尔试图引诱虔敬的民众相信撒旦和天使都不存在，这一行为已经对德意志社会造成了广泛且令人担忧的影响。弗里德里希·恩斯特·克特纳在《论两个骗子——巴鲁赫·斯宾诺莎和巴尔塔萨·贝克尔》中，将贝克尔和斯宾诺莎共同列为对德意志虔诚和心灵平和的两大思想威胁。类似的还有埃诺希·措贝伦，他在《辩护宣言》中也主张德意志新教地区正被“荷兰”涌入的邪恶观念所毒害。他将贝克尔之名与斯宾诺莎、霍布斯和大卫·约里斯并列。

但绝不是整个德意志学术界都持这样负面的观点，至少对贝克尔如此。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曾领导了一场思想运动，力图贬损德意志的巫术迷信。在《论巫术之罪》中，他谨慎但持肯定态度地援引了贝克尔的观点。到启蒙运动晚期，德意志也没有完全遗忘贝克尔。正如莱辛和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对斯宾诺莎报以更为肯定的评价，到18世纪末，一些人开始尝试性地承认贝克尔的贡献。1780年，拉芬斯堡伯爵领地的归正会讲道者约翰·莫里茨·施瓦格尔出版了一本带有同情性质的贝克尔传记，里面主张贝克尔是德意志启蒙运动早期的一个关键人物，属于那些为对抗魔鬼和巫术迷信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施瓦格尔解释道，贝克尔之所以不再被广为铭记，是因为他的作品的德语译本水平拙劣、不准确。施瓦格尔筹备了一个新译本，于1781年在莱比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