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1650—1700年：智识生活（6）

阿姆斯特丹摄政官圈子，尤其是胡德市长，偏爱笛卡儿的思想路径，给予新研究支持，投入公共经费提供便利。范伯宁亨是斯瓦默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摄政官也是珍稀植物和昆虫的首要收藏者，维特森家族的昆虫博物馆尤为出名。他们持续跟踪植物学的新发展，并给予推动。这方面的重要人物是富裕药材商约翰内斯·科默林，他是1672年被安置到该城议事会的新摄政官之一。科默林深度参与了1682年阿姆斯特丹新植物园的建立，推动了此后植物园在科学方面的迅猛发展。作为一位出色的植物学家，他为《阿姆斯特丹珍稀草药园概述》贡献了大量文字。这是阿姆斯特丹植物园珍稀物种的总目录，勒伊斯和科默林的侄子卡斯帕·科默林也参与了编撰。

将珍稀、异域植物进行分类，为之绘画，成了荷兰科学的主要专长领域之一。这项传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不过著名出版物《巴西自然史》的植物部分才标志着它的首次成熟。这本著作综述了在荷属巴西进行的研究。它们是约翰·毛里茨·范拿骚—锡根在当地任总督时赞助的。书中论述巴西植物、鸟类和动物的文章质量极高，它们大多是在莱顿学习的德意志学者格奥尔格·马克格拉夫之作。他的研究标志着荷兰植物学研究和出版的伟大时代来临。

18世纪之前，最宏大的项目是《印度马拉巴尔植物园》一书。这是一部综合性研究书籍，长达12卷，有至少1 794张插图。该项目由亨德里克·阿德里安·雷德·托特·德拉肯斯泰因资助和发起。他是一名在马拉巴尔海岸工作的东印度公司官员，17世纪60年代晋升为荷兰驻科钦要塞的指挥官。他于1678年返回尼德兰，在短暂地活跃于乌得勒支贵族院之后，又作为高级官员返回南印度。他研究马拉巴尔植物的宏伟计划得到了阿姆斯特丹摄政官科默林的协助，后者贡献了一些插图和文字。这个工程极其浩大，因此它基本上仅局限于拉丁语版本——翻译为荷兰语和英语版本的计划在项目早期就被放弃了。

不过，植物学领域最具创造力的研究或许出自格奥尔格·埃弗拉德·鲁姆菲乌斯，他被称为印度的普林尼。鲁姆菲乌斯是东印度公司雇用的德意志员工，他的成年时光大部分在摩鹿加群岛度过。他成了一名热情的植物学家和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家，并且即便在1670年失明之后，他仍在巴达维亚当局的协助下继续研究。巴达维亚当局则为他提供资金等支持。他的鸿篇巨制《安波那植物志》是对安波那地区植物的全面研究。这部著作好几次差点儿遗失。1687年，一场火灾烧毁了安波那的许多地区，这部作品也因此部分被损毁。而后鲁姆菲乌斯不得不重绘手稿。1692年，在从巴达维亚运往荷兰省的途中，一份稿件因船只被法军击沉而毁灭。幸运的是，还有一份稿件存于巴达维亚，并在数年之后被安全地运到阿姆斯特丹的“十七绅士”手中。然而，稿件的规模让他们望而却步，他们并未将之付梓，而是把它藏于档案馆。最终，几家出版商在18世纪40年代才联手将其出版，共六大卷。鲁姆菲乌斯去世之前，他的另一本著作《安波那稀世珍宝展览》也未出版。这本著作以此前40多年的严谨研究为基础，论述的是安波那的鱼、珊瑚和矿物。1705年它才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作为黄金时代的科学家，他的遗产直到启蒙运动时代才为欧洲所广知。

到18世纪的头10年，荷兰科学与其艺术和哲学一样，依然蓬勃发展，并且其生命力与创造力都没有任何衰减的迹象。在许多领域，荷兰科学始终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显微镜、解剖学、植物学、昆虫学、光学，以及化学的一些领域。此外，荷兰的临床诊疗法和科学在医学中的应用不仅先进，还最广为人知。

反索齐尼运动

到17世纪40年代，由于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宽容政策的影响、抗辩派的抵抗，以及对天主教秘密集会的积极破坏的停止，加尔文宗强硬派不得不多少缓和了一些1619年反抗辩派那种毫不妥协的不宽容政策。17世纪40年代，富修斯本人不情愿地发展出一套有限的宽容教义，随后又将其发表在《教会政治》一书中。对于他们来说，在威廉二世早逝这一惊人的事件之后，富修斯派的加尔文宗正统派模式必须接受如下事实：他们所在的国家给予了异议教派礼拜自由，天主教仪式可以在私宅中完成，这些都是他们无力改变的。但是富修斯及其信徒划定了教义的界限，明确那些在他们看来损害基督教根本原则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否认基督神性、三位一体说和原罪论的观念，也就是索齐尼主义、自然神论，还有或明或暗的无神论。1650年左右，反索齐尼运动在联省聚集起势头。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反索齐尼主义都是荷兰思想和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成为那些限制和削减思想及宗教自由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和辩护理由。

富修斯《教会政治》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在基督教社会中，索齐尼主义和广义的反三位一体说都不被准许且不可宽容。对富修斯而言，这意味着受到宽容的异议教派，例如抗辩派和门诺派这类缺乏归正会式的教会纪律和权威组织的派别，以及路德宗必须一直承受监督和压力，以防范反三位一体思想在他们中间传播，并同时诱使他们清洗持反三位一体说的成员。此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如伊拉斯谟的， 如果以任何方式推动阿里乌斯派和索齐尼主义的思考方式，就应当受到公共权力机构的压制。富修斯认为，将索齐尼主义和其他反三位一体说根除出社会是国家的职责，无论是否能得到门诺派和抗辩派领导层的合作，富修斯派都必须为之奋斗。在1664年的一封信中，富修斯很高兴地称赞起了荷兰门诺派领导人，因为他们与公共权力机构合作，打击自己教会内部的索齐尼主义。

科齐乌斯派在实践层面没那么不宽容，不过从神学角度来说，他们也同富修斯派一样驳斥反三位一体说。科齐乌斯的《立约与圣约教义概要》读起来像是与索齐尼和其他索齐尼主义作家的对话。在注释段落，科齐乌斯反复提到他认为索齐尼主义者在阐释《圣经》时存在的谬误，以及他们没能参考对三位一体说的解释。富修斯和科齐乌斯都坚持认为，基督的神性和降临都内含于《旧约》和《新约》之中。索齐尼主义认为基督缺乏神性，而《旧约》不过是序言，与《新约》比起来无关紧要——这样的观点颠覆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则。笛卡儿—科齐乌斯主义的元老级人物海达纳斯认为反三位一体说是对基督教的主要威胁，他为抗击这一学说投入了大量精力。该世纪稍晚些时候，勒尔也在辩称，他的激进创新是抵御索齐尼主义和反三位一体说的最好方式。

到17世纪40年代，索齐尼主义和反三位一体说显然已经得到荷兰社会的广泛认可，至少在沿海省份和弗里斯兰如此。1638年，在阿姆斯特丹避难的波兰索齐尼主义讲道者约翰内斯·萨托里乌斯报告称，许多人私底下否定三位一体说，而由此形成了隐藏的反三位一体说信徒，或用他的话说是“尼哥底母主义者” 。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和1650年威廉二世去世后占上风的三级会议派是宽容的支持者，但他们也在担心归正会讲道者会败坏他们在民众中的声誉。1650年左右，有许多迹象显示了荷兰省三级会议对此的忧虑。在1653年7月发布的公告中，三级会议谴责某些讲道者发起的讽刺行动，是在意图“诋毁荷兰省三级会议的真挚动机和有益决议”“散布有关本省摄政官虔诚和正直表现的阴险言辞”。富修斯派讲道者认为，在支持宗教和公共教会方面，荷兰省摄政官不称职得令人悲痛。而三级会议不断经受这类批判。摄政官数次警告该省讲道者，在布道和私人对话中，应展现出“臣民对其合法主权者应有的尊重和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