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1650—1700年：智识生活（3）

随着德维特政权倾覆，威廉三世执政上台，整个思想氛围发生了明显转变。从1672年起，富修斯派的反攻势力就在莱顿和乌得勒支聚集——不过是绝不可能在弗拉讷克的。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的大学当局极力避免任命科齐乌斯派和笛卡儿主义者为教授。在莱顿，神学家兼大学图书馆馆长弗雷德里克·施潘海姆的势力如今占据上风。施潘海姆的父亲与他同名，是来自普法尔茨的强硬派加尔文宗信徒。施潘海姆追随父亲和约翰内斯·霍恩贝克，坚定反对笛卡儿主义和科齐乌斯主义。“温和”的归正会笛卡儿主义者如今失宠，且备受压力。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越来越强硬地抨击激进的笛卡儿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以便与这些人划清界限，而为自己辩护。斯宾诺莎在1675年9月的一封信中对此有所抱怨。他说归正会讲道者在奥伦治亲王及城镇治安法官面前谴责他，并补充道，“因为人们相信笛卡儿主义者支持我，但他们现在为了摆脱这项嫌疑”，开始猛烈地抨击他的学说。在17世纪最后25年里，笛卡儿—科齐乌斯主义者对激进笛卡儿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谴责变得日益激烈。

到1675年，打压笛卡儿—科齐乌斯主义者、激进笛卡儿主义者和激进斯宾诺莎主义者的信号已然相当鲜明。在乌得勒支，富修斯派极力反笛卡儿的新任哲学教授赫拉尔杜斯·德弗里斯将笛卡儿的相关内容从该大学的哲学课程中剔除。1676年1月，在施潘海姆的挑唆下，莱顿大学校监草拟出20条尤为有害的笛卡儿—科齐乌斯主义学说，提议禁止在神学、哲学和科学课程中教授它们。这些学说包括“《圣经》是照顾到平民百姓的偏见谬误而进行表述的”以及“哲学应当成为《圣经》的阐释者”。这份查禁观点的清单得到奥伦治亲王的认可，他还认可了校监的新政策——仅任命同意回避科齐乌斯派和笛卡儿主义信条的人当教授。

富修斯派的反击行动是一种学术的进程，但也对有教养的公众、长老监督会和宗教会议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今，这些人群对科齐乌斯神学和笛卡儿学说的敌意都在日益增长。莱顿禁止的20条学说不仅来自大学教授的演讲，也同样来自长老监督会的讨论——他们谴责新观点在公众中流传——以及来自富修斯派讲道者在小册子中争论的学说。据说，17世纪70年代阿姆斯特丹书店橱窗里摆满了荷兰语书籍和小册子，内容都是讨论笛卡儿主义和科齐乌斯主义内部论战的。莱顿大学校监1676年1月的决议本身成了畅销书，几天之内就在阿姆斯特丹卖出了2000本。它的一些读者恶意地猜测，施潘海姆和安东尼·许尔修斯的动机主要是嫉妒，而不是对上帝真理的热爱。

泽兰也存在着对论战的强烈兴趣，以及汹涌的反笛卡儿—科齐乌斯主义潮流。1673年9月，南贝弗兰岛的长老监督会抱怨，地球围绕太阳转的学说被用来说服卑微的民众：不应该按照字面意思解读《圣经》；在《圣经》与自然法则相冲突的地方，《圣经》要么是比喻性的，要么是有误的。长老监督会认为，这种对神的话的不敬，部分源自笛卡儿，部分源自科齐乌斯学说，而主要源自维蒂希厄斯教授的讲座——科齐乌斯本人去世之后，维蒂希厄斯就成了最讨人厌的科齐乌斯派成员。泽兰长老监督会建议在莱顿大学学习的泽兰人联合抵制维蒂希厄斯的讲座。

为了为笛卡儿—科齐乌斯主义世界观做辩护，海达纳斯、维蒂希厄斯和比尔哈德斯·德福尔德共同给校监做了长篇回复，相关内容同样在1676年出版。回复坚持认为，遭禁止的20条学说提取自笛卡儿、迈耶和其他非大学教授的人，它们并不能反映莱顿大学教授的内容。福尔德教授将物理学的现场实验引入莱顿大学，并建起了该大学的物理实验室。海达纳斯独自为这本匿名出版物负责，他被传唤到校监面前，被剥夺了教职。然而，这不过是重新吊起了人们对该书的兴趣，它在1676年被重印了两次。撤销海达纳斯的教职也没有阻止科齐乌斯主义和笛卡儿学说继续出现在莱顿大学的讲座中，渗透到大多数更有创造力的人心里。然而，这场反扑确实将富修斯主义置于无可争辩的上风位置，驱使笛卡儿—科齐乌斯派越来越多地诉诸影射和婉转表达。

在莱顿和乌得勒支，笛卡儿学说和科齐乌斯主义如今受到冷落。然而，威廉三世对富修斯主义的偏爱不可避免地在弗里斯兰起到了反作用。弗里斯兰执政及其宫廷展现出对科齐乌斯主义日渐增长的偏爱。1677年，遵照亨德里克·卡齐米尔的意愿，范德韦延被任命为弗拉讷克大学神学教授，由此开启了科齐乌斯派在该大学占上风的时期。这与弗里斯兰宗教会议的基要主义极不相称。事实上，范德韦延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他主要是意识形态的旗手而非有创造力之人。而德意志科齐乌斯主义者赫尔曼·亚历山大·勒尔在1685年被任命为弗拉讷克大学哲学教授后，成了荷兰思想生活中的一位主力。他是科齐乌斯派人士威廉默斯·莫马的学生，而后者在1676年被威廉三世驱逐出了米德尔堡。在建立神学与理性的联系、试图调和新哲学与归正会神学方面，勒尔走得比此前的任何科齐乌斯派神学家都深远。他捍卫基督的神性，反对索齐尼主义，但其表达方式震惊了富修斯派。此外，他还陷入了与许贝尔及坎佩吉乌斯·维特林哈的激烈争执中。维特林哈是弗里斯兰保守科齐乌斯主义的学会派支持者。许贝尔则是伟大的法学家、弗拉讷克大学起领导作用的保守派思想家。他批判范德韦延和勒尔将笛卡儿的方式运用到神学领域，这是笛卡儿本人都没敢做的。许贝尔本身并不是反笛卡儿主义者，但是他却在深切忧虑着荷兰笛卡儿主义发展的方向。弗里斯兰代理三级会议多次插手缓和弗拉讷克大学的论战。维特林哈则出版了《格言》，意图以此诉诸广大读者。这本书出版了5个拉丁语版本、4个荷兰语版本，维特林哈也由此成了共和国最著名的科齐乌斯派神学家之一。

大学

17世纪，荷兰共和国在欧洲声望卓著，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其大学和学术文化。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类似，许多地方的重大思想进步发生在正规学术领域之外。而与英格兰或法兰西相比，荷兰的大学所做的贡献要重要得多。如果考虑方方面面的知识成果，那么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共和国与法兰西和英格兰一道位列欧洲三大思想中心。但如果我们仅聚焦大学，那么在规模和学术成果的整体重要性上，共和国或许要超过其他所有的欧洲国家，包括英格兰和法兰西。宗教改革之后，欧洲陷入教派分裂，这意味着再没有中世纪意义上的共同的泛欧洲学术世界。共和国的大学和高等学校属于新教机构。而此时共和国的三所大学——莱顿大学、乌得勒支大学和弗拉讷克大学，共同构筑了一个学术论坛；至少在新教世界，它是个国际性、泛欧洲的论坛，规模比别处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