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1650—1700年：智识生活（2）

17世纪50年代中期，归正会的长老监督会和宗教会议里聚集起强大的反对意见。海牙长老监督会领头，号召在1656年4月召集宗教会议，以敦促荷兰省三级会议叫停损害《圣经》权威的活动和“各所大学”教授、学生中的争论。南荷兰省宗教会议的行动引起了海达纳斯的极大惊恐，他向德维特和三级会议派领导人求助。德维特极其认真地对待这场威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为此事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完全理解：新哲学和科学在公共教会中引起了重大争论，此事也隐含了政治意味，从荷兰省三级会议的优势地位考虑，有必要想方设法缓和教授之间的冲突，缓解宗教会议累积的愤怒。

这并不单是属于荷兰的问题。1656年7月，在克莱沃、马克、于利希和贝格宗教会议的集会上，莱茵河下游的德意志加尔文宗各教会谴责笛卡儿学说有害于普通人的信仰，并同意服从荷兰归正会宗教会议达成的任何行动决议。海达纳斯希望德维特说服荷兰省三级会议介入，以阻止南荷兰省宗教会议通过谴责笛卡儿哲学和科学的决议。他主张，哲学并不是适合省宗教会议的议题，就范围而言，哲学是国家的、国际的。德维特也是笛卡儿数学的信徒，为了赢得他对更广阔的笛卡儿主义事业的支持，海达纳斯给德维特送了本《沉思》——对笛卡儿哲学的沉思。德维特记录道，他即刻阅读了该书，以让自己提前了解这场争论。

德维特的信件表示，他的关注点主要是缓和思想冲突，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案。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中，他追求的基本上是一种“笛卡儿主义”战略，这表示他由始至终都紧密地与海达纳斯站在一边。此时，笛卡儿主义者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南荷兰省宗教会议发现自己陷入了分裂，其中一些成员偏于“温和”——这是德维特喜欢的神学术语——或至少是顺从于“温和”的论断。此外，莱顿大学的校监支持海达纳斯，驳斥海牙长老监督会的结论——教授无可挽救地发生分裂，莱顿大学的神学如今成了哲学的婢女，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正好相反。海达纳斯得到同事科齐乌斯的支持。科齐乌斯察觉到，富修斯派对笛卡儿哲学的攻击，与他们对科齐乌斯派神学的进犯相连。德维特保护哲学思考的自由，同时保护哲学家，使其免受讲道者和宗教会议的审查。另外，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点，三级会议需要强化笛卡儿学说中暗含的哲学与神学的分离。

海达纳斯和科齐乌斯与德维特一样，希望荷兰省三级会议颁布法令将神学与哲学相分离。但是，莱顿大学的第三位神学教授约翰内斯·霍恩贝克激烈反对，并坚持莱顿大学只应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科学。不过，让德维特和海达纳斯松了一口气的是，霍恩贝克被说服不公开违背莱顿神学院的建议，这样荷兰省三级会议就能出台与神学院整体的“指导”相一致的法案。所有荷兰省的城镇议事会都同意法令的草案，只有奥伦治派占上风的莱顿例外。德维特在给莱顿各市长的信中，巧妙地解释这一文本，说其目的是“阻止哲学思考的自由被滥用，从而损害真正的神学和《圣经》”。尽管如此，莱顿议事会依然表示极力反对。这项法案于10月通过，它宣称哲学和神学各自有其相适的领域，应该自行其是，不过在必定会出现重叠的地方，也就是在神学和哲学真理出现显性分歧时，哲学教授必须服从神学家，避免“根据自己的原则”对《圣经》做出争议性解释。南荷兰省宗教会议承认德维特的方案是维护大学和教会统一、避免破坏性分裂的一种解决方式。不过霍恩贝克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法令表面所规定的哲学对神学的服从是无关痛痒的，其核心点在于二者的分离，由此将哲学从神学的监督中解脱出来。

莱顿大学校监将法案的副本递送给6位神学和哲学教授，并在1657年1月8日召集他们签名、宣誓，要求遵从法案条款。3位神学家和3位哲学家［德拉伊、海雷博特、博尼厄斯］如期照做。在避免明确论及笛卡儿及其著作、避免引起争端地论及《圣经》的情况下，这项行动等同于为教授和讨论笛卡儿哲学和科学移除了障碍。通过迫使神学家与哲学家相分离，缓和双方的论战，德维特实际上挫败了在大学里禁止笛卡儿哲学、限制哲学讨论自由的企图。

1657—1672年间，有关笛卡儿主义的争论在莱顿和乌得勒支进入了相对沉默的阶段，而在海尔德兰、格罗宁根，特别是在弗里斯兰，争论则日渐激烈。1656年，费尔特赫伊森宣称，笛卡儿哲学如今在格罗宁根，以及莱顿、乌得勒支占据优势地位；加尔文宗的杜伊斯堡大学公开教授笛卡儿哲学；奈梅亨高等学校上一年任命维蒂希厄斯为神学教授，由此也认可了笛卡儿学说。17世纪50年代末，海尔德兰发展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维蒂希厄斯运动，但最终海尔德兰宗教会议在1660年做出了有利于维蒂希厄斯的裁决。与此相反，在弗里斯兰，直到1666年，备受争议的约翰内斯·维贝纳被任命为弗拉讷克大学的哲学教授，笛卡儿学说才真正影响到该大学。维贝纳的讲座激起了讲道者强劲的反笛卡儿回应。1668年4月，吕伐登长老监督会宣布笛卡儿哲学是对信仰和学术的威胁；他们强烈要求颁布省级法令，禁止笛卡儿学说在该省传播，并规定讲道者职位的候选人必须正式宣布反对一系列被谴责的笛卡儿主义观点。

然而，为应对来自代理三级会议的压力，弗里斯兰宗教会议决定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时，出现了一名笛卡儿哲学的雄辩捍卫者——巴尔塔萨·贝克尔。他是弗拉讷克的一名年轻讲道者，他将在17世纪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对荷兰思想生活发挥重大影响。在《论笛卡儿哲学》一书中，贝克尔主张神学和哲学各有其独立的领地，再不能依照《圣经》解释自然，而应从自然中推导神学真理。他承认，近年来某些自称“笛卡儿主义者”的作者确实发表了有损于信仰和公共教会的新学说，但他坚持认为，笛卡儿哲学本身并不会损害信仰。他极具赞赏地将海达纳斯、维蒂希厄斯和他的前任安德烈埃称为正直、忠于公共教会的“笛卡儿主义者”。他提出，那些超越笛卡儿哲学内容的边界、造成破坏的人，

不能被冠以“笛卡儿主义者”的称谓。贝克尔如今成了弗里斯兰的名人。

与此同时，一场激烈的论战席卷格罗宁根大学。一方是神学教授萨米埃尔·马雷修斯；另一方是贝克尔的良师益友雅各布斯·阿尔廷。这是主要院系中一场有失体面的骚动，这样说主要是因为这场骚动损害了大学名声并引起了格罗宁根三级会议的困扰。阿尔廷是跟随安德烈埃学习的笛卡儿—科齐乌斯主义者。过去，马雷修斯有所保留地支持笛卡儿学说，至少像科齐乌斯一样敌视富修斯。如今在他出版的《论笛卡儿哲学的泛滥》一书中，他既赞扬又谴责笛卡儿。不过，相比于两年前的贝克尔，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定义笛卡儿学说的有害性元素，并对维蒂希厄斯展开了尤为激烈的攻击。与此同时，他还加强了对科齐乌斯的抨击，说对方的神学理论是“折磨教会和宗教的瘟疫”。

格罗宁根大学的校监将马雷修斯对阿尔廷的指控交给莱顿神学院评判。科齐乌斯和海达纳斯不出意外地支持阿尔廷。这大大激怒了马雷修斯，致使后者与宿敌富修斯妥协。两人同意，如今科齐乌斯和“笛卡儿哲学的泛滥”是对公共教会的两大威胁，所有的加尔文宗正统派成员都必须团结起来击败这些恶魔。1669年，三种有关马雷修斯与阿尔廷争论的论述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让格罗宁根三级会议错愕不已。他们担心这会造成该省宗教会议破坏性的分裂，于是请求荷兰省三级会议查禁这些书，并承诺如果荷兰省希望格罗宁根省帮助查禁任何书籍，该省都会十分乐意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