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1645—1702年：艺术与建筑（7）

一些艺术家移民他国，而另一些艺术家享有足够的地位和财富，能够退出艺术行业，靠其他手段过上舒适生活，或至少可以画得比从前少些。威廉·卡尔夫的产量从17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下降，到70年代则进一步跌落，而且质量跟随产量同时滑落。到1672年，“华丽静物画”的时代已经终结。1672年之后，显见于许多艺术家身上的一个尤为常见、明确无误的趋势就是技艺的退步：他们重复先前的作品，给予光影效果和画中人物的关注在不断减少，也不那么在意色彩和笔法的作用了。人们常论及灵感的衰退，这既是一个普遍现象，也体现在具体艺术大师身上。彼得·德霍赫在17世纪五六十年代画出了荷兰风俗画的一些经典作品。他在1670—1684年间绘有75幅画，占到其现存作品的45，然而，在用心、精致度和整体质量方面，后一部分显示出明显的退步。尼古拉斯·贝尔赫姆在1672年之后也产量颇丰，但是相比他在1672年之前所绘的意大利风格景观画，如今大量炮制的都是毫无灵气、例行公事的产品。雅各布·奥赫特费尔特在1672年之后的作品也展示出类似的退步，它表现在构图和对人物和阴影的处理上。可以确定的是，质量退步的一大原因在于人们不再那么愿意为了追求精湛的效果而耗费大量时间和优质材料。17世纪末期难得一见的杰作几乎都是偶然之作。以迈因德特·霍贝玛的《米德尔哈尼斯大道》为例，它画于1689年，这时的艺术家已经几乎完全退出绘画界，靠其他方式谋生。艺术市场变化的环境是这种退化背后的主要原因。不过移居外国也会促使质量下跌。1672年移居伦敦之后，威廉·范德费尔德的艺术水准降低，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因为英格兰当时使用的是次等颜料和釉料。

先前繁荣的诸多绘画类别都在1672年之后衰落，包括景观画、静物画和底层生活画。但在17世纪末更受限的环境中，能更好地满足荷兰精英口味的类别得以更好地存活，它们包括神话绘画、花卉画、城镇景观画，还有一些风俗画。尽管荷兰艺术世界受到1672年事件的破坏，但它绝没被摧毁。准备材料的专业知识和最优秀的画室提供的训练都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累积下来的资产，它们并没有突然消失，也不会轻易被外国赶超。荷兰艺术和艺术家的声名仍在，事实上直到18世纪的头几十年依然高涨。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19和20世纪的欧洲品位和现代世界公共收藏所遵循的选品原则会将大量的艺术品筛掉，但是，从质量，以及它们在整个18世纪欧洲享有的高声望来看，这些艺术品都是黄金时代名副其实、令人赞叹的艺术品位的延续。换言之，现代品位和博物馆制造了这样的印象——荷兰的艺术活动和质量在1672年左右被腰斩，而现实远不那么简单。

17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在联省工作的艺术家数量十分庞大，以至于尽管17世纪70年代出现了急剧收缩， 共和国产出的艺术品也依然比北欧其他地方的总和多，并且共和国仍旧有许多欧洲最富声望的画家。最耀眼的成功故事当数鹿特丹艺术家阿德里安·范德韦夫。他是一个磨坊主的儿子，1696年开始声名鹊起。那年，普法尔茨选帝侯约翰·威廉游历荷兰省时，被他的一幅画深深吸引。选帝侯在阿姆斯特丹买的画，而后前往鹿特丹，到这位艺术家的工作室里拜访他。选帝侯给他拨付了高达每年6 000荷兰盾的宫廷津贴，买了他许多画，还经常把他带到杜塞尔多夫，并最终将他封为贵族。不过，他虽然成了选帝侯的宠儿，却选择留在鹿特丹。他声名在外。8月，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以及沃尔芬比特尔的安东·乌尔里希大公都拜访了他的工作室。这又让他在鹿特丹获得极高地位。他当上民兵军官和老人院的主管，还收到议事会的委托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设计鹿特丹新交易所。布伦海姆战役之后不久，马尔伯勒也到鹿特丹，让范德韦夫为他绘制肖像。

范德韦夫的成名只是更广泛的现象的一部分。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开始的那些年里，罗梅因·德霍赫依然活跃，而且被公认为欧洲技艺最精湛的雕刻家之一。斯哈尔肯也依然活跃，并且在1700年左右依然备受尊敬。那时鹿特丹海事委员会委托他创作历任奥伦治亲王的系列肖像。吕多夫·巴克海森也活跃到新世纪初。他声望极高，托斯卡纳大公、数位德意志王公，以及彼得大帝都到他的工作室拜访过他。拉赫尔·勒伊斯是科学家弗雷德里克·勒伊斯和玛丽亚·坡斯特的女儿。她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画画，尽管生了10个孩子，她依然凭借细腻的花卉画在共和国内外获得巨大成功。17世纪七八十年代，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最有名、最成功的人物之一，要数来自列日的移民杰拉德·德莱雷西。他因为强调有必要将绘画与建筑相整合、主张大型天花板绘画的革新而闻名。他擅长用典雅、古典主义的风格描绘寓言故事，不过也公开拒绝使用意大利人的手法。1672年后，艺术和建筑普遍转向更具贵族气派的风格，而德莱雷西的画风与这股潮流极为相适。失明之后，德莱雷西还就艺术发表演说，这些内容在1690年被汇编成书。在书中，他力图贬低公众最熟悉的艺术家伦勃朗的地位，称赞凡戴克庄严典雅的风格，并拒斥此前的现实主义。事实上，他是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发展第四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与绘画和雕塑类似，建筑挨过了17世纪70年代的创伤，并直到下个世纪初都呈现出勃勃生机——且比人们通常意识到的更加鲜活。不过，建筑的设计重心则发生了转移。在该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随着荷兰海外贸易体系发展到巅峰时期，新建筑主要在沿海各省的城镇和乌得勒支崛起，或是作为这种现象的延续。与乡村别墅类似，它们大多属于精英大商人和摄政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奈梅亨条约》签订后将重点变成建造和重建执政宫殿以及执政宠臣和同盟机构高级官员的乡村宅邸。如今，建筑、装饰艺术及花园的新发展，更多源自乡村和贵族的环境，而非城市环境，并且比先前更大程度地反映出法兰西和其他外国宫廷对该方面的影响。此外，威廉三世还偏爱胡格诺派艺术家达尼埃尔·马罗。《枫丹白露敕令》发布不久，马罗就来到联省，从此深得亲王宠爱。尽管有上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正如绘画一样，17世纪最后25年里的许多荷兰建筑或许依然应被视为第三个25年的城市古典主义的实际发展。马罗确实成了执政的某种综合性艺术顾问，但是他的影响力主要统治的是内部装潢、花园设计和雕像品位领域，而非建筑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