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1672—1702年：威廉三世执政期（15）

这一时期，三级会议派遭受的抑制还进一步反映在反奥伦治小册子和漫画的惊人稀缺上。与1675年和1683—1684年的喷涌做对比，这一现象更显突出。奥伦治派的话语和艺术反而变得更加热情洋溢。17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荷兰政治作家埃里克斯·瓦尔滕称颂英格兰式的立宪君主制，赞扬光荣革命，并且暗示：英格兰与联省的政治体系间并不存在鸿沟，稳定、负责的政府的核心是“杰出的领袖”，他谨慎地遵守着宪法对他权力的限制。在瓦尔滕看来，非法政府是路易十四那样的专制统治者。罗梅因·德霍赫是黄金时代末期首屈一指的版画师，也是重要的奥伦治派宣传家。他发表了无数版画，称颂执政在战场上的功绩。执政兼国王在1691年2月返回共和国时，海牙安排了空前隆重的庆贺典礼。重要项目包括：游行；赞美诗朗诵，一些诗歌由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犹太人共同体的文人以西班牙语写就；建立凯旋门、方尖碑等英雄纪念物。德霍赫帮忙设计了这些纪念物，它们弥漫着对威廉三世日渐高涨的个人崇拜，让人想起了当年的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在赞颂1688年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有长篇英雄史诗《奇才》和长达9 000节、洋洋洒洒的《威廉三世》。前者是不知疲倦的格雷戈里奥·莱蒂在阿姆斯特丹用意大利语创作的诗篇。后者是第一部荷兰语长篇史诗，由阿姆斯特丹诗人吕卡斯·罗特汉斯创作。他的父亲是一名大商人，他们家在费赫特河畔的别墅于1672年被法军洗劫。《威廉三世》的前四卷于1698年问世，其余的在1700年出版。

另一边，1692年，年迈的学会派诗人奥达安则在病榻上考虑自己未出版的手稿的命运，其中包括他在1672—1673年间所写的悲剧《海牙兄弟谋杀案》，它将德维特兄弟的遇难改编成戏剧。这部悲剧赞颂了德维特，充满着对奥伦治亲王及其宠臣的敌意暗示，而这样的作品在17世纪90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版； 此外，另一个不合时宜的原因在于，奥达安近来才领会到威廉三世的一些可贵品质，尤其是他强力捍卫宽容这一点。奥达安看不到别的出路，只能命令女儿毁灭文稿。实际上她并没有遵从，不过这些手稿要到1712年才得以出版。

17世纪90年代，在国际经济和战略因素的支撑下，奥伦治亲王在荷兰内政中的地位由于宽容政策而进一步得到巩固。从17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奥伦治亲王就在共和国和不列颠坚持不懈地积极追求宽容。执政证明，他尽管偏袒富修斯派神学和教授，却是共和国天主教教徒、门诺派和犹太人的主要保护人。他还在数个场合特意强调这点，也同样强调是他保护公共教会内的科齐乌斯派免遭富修斯派的全面反攻。通过遵循宽容路线，执政兼国王让反奥伦治派丧失了许多传统上的追随者。持异议者不仅开始友善地看待他，很多时候还公然赞颂他是宽容和自由的光荣捍卫者，以抵抗路易十四的不宽容和专制主义。奥达安就是赞颂者之一。

显然，“真正的自由”正在退潮。这一思潮在阿姆斯特丹和莱顿受限，并且在鹿特丹爆发一场严重骚乱后，遭到了进一步抵制。骚乱发生在1690年秋，目的是反对亲王最讨人厌的一名宠臣、巴尔尤夫——雅各布·范泽伊伦·范尼费尔特。这名官员善于将加尔文宗正统派表面上的道貌岸然与敲诈勒索、操控娼妓相连。在地方政敌的煽动下，愤怒的群众摧毁了他的宅邸。伯纳德·曼德维尔就是愤怒人群中的一员，后来他在英格兰成为著名作家。曼德维尔在墙上张贴措辞激烈的讽刺文字，抨击尼费尔特是“嗜钱如命的暴君”，进而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场骚动过后，尼费尔特因贪污的罪名受到荷兰省高等法院审判，不过后来由于执政的介入而得以释放。执政还逼迫鹿特丹议事会支付高额的补偿费。此事过后，亲王在1692年清洗了鹿特丹议事会，清除了7名共和派摄政官和议长，代之以坚定的奥伦治派。接踵而来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神学的全面反扑，指挥者是新任议长伊萨克·范霍恩贝克，他是富修斯派教授约翰内斯·霍恩贝克之子。富修斯派的价值观如今正处于上风，佩茨和其他“真正的自由”拥护者的遗产遭受抨击。曼德维尔或许已经死去。皮埃尔·培尔这位“鹿特丹的哲学家”长期与胡格诺派中的加尔文宗强硬派冲突。他发现，在近来经过清洗的荷兰宗教法院眼中，自己是个扎眼的人物。他的教授职位由佩茨安排。在当时的欧洲，他是宽容的主要拥趸之一。次年，议事会应宗教法院的要求，罢免了他在高等学校的教职。

公众已然接受有必要对路易十四开战的事实。然而，1687年之后的十年里，荷兰经济已经恶化到了一定地步，以至于险恶形势在所难免。路易十四新一轮的贸易战和九年战争的开启，实际上标志着荷兰海外贸易体系发生转折。1590年到1687年或1688年之间，尽管经济和城市生活在海外贸易发展各阶段之间遭受过严重的阻断和重组，但潜在的趋势一直是扩张。确切证据是直到17世纪80年代末，荷兰省城市化的进程都持续不衰的事实，尽管1672年至1674年间有暂时的严重倒退。对比而言，从1687年或1688年的开端到1805年或1806年巴达维亚共和国覆灭期间，基本的趋势是收缩和绝对性的倒退，尽管这在不同阶段快慢不一。这一点的佐证是：从17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共和国经历着持续的逆城市化。

17世纪90年代的退化随后带来了许多负面的社会影响。17世纪90年代阿姆斯特丹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数据下滑，证明了衰退过程正始于1688年。1688年后，尽管实际工资骤减，阿姆斯特丹贫民的房租却渐涨，而豪宅的价格大幅下跌，这确切地反映着繁荣的衰退。在哈勒姆和莱顿，一些纺织业部门显著萧条，羽纱行业尤其如此，因为马海毛和其他来自黎凡特地区的原料供应遭到地中海海战的破坏。1690年哈勒姆爆发骚乱。起初这只是抗议该城二次宗教改革的措施——禁止在城市街道和运河的船只上吸烟，违者将处以6荷兰盾罚金，结果劳工呼喊着自己没有工作，叫喊声压倒了市长安抚他们的努力。这些年间，荷兰省并没有出现太多的城市骚动，但它们的数量足以说明民众敏锐地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最严重的骚乱爆发于1696年2月的阿姆斯特丹，目的是反对为战争而加征的一项赋税。城市骚动了一个星期，暴民多次袭击消费税征收人、个别一两个犹太金融家和英格兰驻该城“代理人”的宅邸。

战争在拖延。与法兰西一样，共和国的生活因此日渐艰难。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由法兰西支持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在1690—1691年的战事中遭到挫败。然而在欧洲大陆，形势却是一场僵局。事实证明，共和国、英格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和勃兰登堡的联军不足以击败法兰西。结果导致了与海因修斯密切合作的威廉三世在1693年下半年参加了与法兰西宫廷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秘密谈判。海因修斯精于与执政合作，同时在表面上维系着荷兰省三级会议及其职位的体面。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威廉三世与路易十四的来往为和平构建了框架。在这些交流中最为显著的是，英国议会、共和国各省三级会议和总三级会议都没有参与其中，并且对事态发展知之甚少。执政兼国王任用戴克费尔特为主要谈判人，其他参与者仅包括海因修斯、本廷克和阿姆斯特丹的市长——这刚足以维系市长们的信心。要到与路易十四达成广泛共识之后，英国议会和共和国各省三级会议才被拉入舞台，正式谈判才在位于赖斯韦克的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在海牙附近的宫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