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1672—1702年：威廉三世执政期（10）

这里的冲突在治安法官任命事件中发展至白热化。当时，议事会按程序要求，向奥伦治亲王呈交了双倍的候选人名单。而在亲王看来，这份名单中有两人的出身和背景都不够资格，由此名单也剥夺了亲王做出恰当选择的可能性。他给了议事会三周时间修改名单。在遭到议事会的拒绝后，亲王进而选择了自己的候选人。莱顿的反应“激烈而愤怒”，指控执政侵犯莱顿的特权，颠覆荷兰省城镇的自治权。市长们下令民兵值守时间翻倍，刻意煽动危机的氛围，自己还在宣誓时刻准备为了城市自由牺牲生命和财产。自1684年遭遇挫败以来，亲王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出席荷兰省三级会议；1685年10月，他突然现身，坚定宣称自己在莱顿治安法官的事情上行事得当，并承诺，如果各城镇交给他形式妥当的名单，他将谨遵名单上的人选。亲王不仅在三级会议上成功孤立了莱顿，而且迫使议事会承认他在该城敌对派系间的调停角色。

亲王和三级会议选择范伯宁亨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原是劳弗斯泰因派，后与执政和解，同时还是科齐乌斯派、一名老辣的外交家以及“共识协定”方面的专家。范伯宁亨宣布1685年11月的选举无效，并强制推行一项妥协方案，其中包括来自两派的两名市长的提名人选。雅各布·范德梅尔是人选之一，随后他成了亲王在莱顿的得力助手，并且直到1696年去世前，都是该城实力最强的人物。然而，在这一系列举措中，尤为重要的是亲王和范伯宁亨打破三级会议派优势地位的方式。其指导原则是避免一边倒：市长的选择要“依照合适的规则和社会地位”，执政要确保平衡得以维持。无疑，议事会的大部分成员没费多大劲就适应了新形势。大多数情况下，盛行的是利己之风。阿沃在1685年12月评论道：从不受执政花言巧语哄骗和坚持原则的意义上说，阿姆斯特丹议事会中只有四五名成员可称为“正直的共和主义者”。剩下的都是随风而动的墙头草——“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弱点经常迫使他们迎合亲王。” 在莱顿，当原则与自利相冲突时，二者的势力大体平衡。

平衡城镇议事会各党派意味着同时平衡各神学派系。因为两者相生相克。1677年，阿姆斯特丹首次在任命新讲道者一事上，采取交替任命富修斯派和科齐乌斯派的做法，作为平衡各派系和尽量减小摩擦的手段。到17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轮替的做法得到了许多城镇议事会和执政的青睐，成了缓和科齐乌斯派与富修斯派冲突的方式。而之前莱顿的宗教法院和议事会在好些年里都只选取科齐乌斯派成员。1686年春，新任市长改变了上述局面。程序规定，在出现讲道者职位空缺时，由宗教法院拟定候选人名单，而后提交市长批准。然而在1686年3月宗教法院依例照做时，市长拒不批准名单，指出他们不希望所有候选人都是“那一派别”。宗教法院提交修改后的名单时，得到了同样的回复。市长们补充说，他们并不质疑这些候选人的学识，“但这些人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看见的那类，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清楚表明了自己偏好的是哪类”。鉴于教会分裂为所谓的“富修斯派”和“科齐乌斯派”，市长们断定第二份名单将“再次完全倾向于一派”，而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于是，他们要求宗教法院“在提名名单中加上三个所谓的‘富修斯派’讲道者”。

宗教法院表示“惊讶和悲伤”，市长们竟然认为公共教会应分裂为富修斯派和科齐乌斯派。宗教法院断言，他们“从未用过这样的称谓，而且相信这样做有害于教会的和平” 。他们答应要顺从市长的意愿。然而，在审阅第三份名单时，市长们惊愕地发现上面依然没有富修斯派。市长们随后提名了一些人，并坚持要求宗教法院把他们纳入名单。不出所料，正是其中一人——弗卢辛的伊萨克斯·泽芬霍芬得到任命。

从1685年直至光荣革命，亲王仰赖于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促进他与阿姆斯特丹、莱顿、多德雷赫特和代尔夫特的有效协作——而在17世纪80年代早期，他与所有这些荷兰省城镇还存在着尖锐对立。这一转变得益于地方因素，但也部分得益于以下因素：法兰西废止《南特敕令》的《枫丹白露敕令》和国际政治前景的日渐黯淡引发了公共情绪的转变。路易十四的不宽容和胡格诺派的困境给荷兰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阿沃和其他外交官频繁地探讨这一点。1685年10月，英格兰公使斯凯尔顿记录道：“他们开始在这儿高声疾呼，以反对法兰西新教徒在法兰西的遭遇。由于这场迫害，所有相关省份都制定了一个纪念日，来铭记羞耻和举行斋戒。” 结果，法赫尔欣慰地看到阿沃“在阿姆斯特丹人中信誉大减”。定居联省的胡格诺派信徒中有许多讲道者、专业人士和军官，他们也做了许多事情来强化荷兰舆论对路易十四日益增长的敌意。

大批胡格诺派难民涌入，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自己遭受迫害和侵扰的故事。这有助于气氛的转变，也提升了荷兰国家在光荣革命前一段时间中的凝聚力。但是，移民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亲自告诉阿沃，路易十四对待胡格诺派的手段“已经改变了国家事务的面貌” 。阿沃明白他与阿姆斯特丹那方的关系不复从前。然而，在1685—1686年，乃至1687年秋，他依然相信威廉三世无力动员荷兰省反对他主人的政策。在评估当前局势时，阿沃将重心放在如下事实上：对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米德尔堡和莱顿，还有代尔夫特和豪达来说，考虑到它们对法贸易的重要地位，维持当前和平利害攸关。阿姆斯特丹市长在多个场合反复保证，只要路易十四遵守双方在奈梅亨达成的协议，且荷兰依然依据有利条款与法兰西通商，他们就可以保证亲王不能也不会将共和国拉入反法军事同盟。胡格诺派难民和富修斯派牧师及其信徒或许强烈斥责路易十四，但1683—1684年间反对奥伦治亲王的摄政官并非狂热的加尔文主义者，也没兴趣制造反天主教教徒和天主教的敌对情绪。当时的局势下，宗教是一种潜在因素。但就宗教态度而言，荷兰统治阶层和普通市民都是分裂的。正如阿沃所言：“所有正直的共和主义者都是阿明尼乌派。” 他指的是名义上而非坚定的公共教会成员，他们反对富修斯派的加尔文宗激进主义。

1685—1691年：共和国与光荣革命

1688—1691年间，荷兰和不列颠的历史进程都因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光荣革命而发生急剧转变。不列颠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一位男性君主遭到废黜，议会尊威廉与玛丽为王。这些事件将对不列颠和联省，乃至其他许多地区造成深远影响。1688—1689年间所发生的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不列颠，首次创造了议会日渐占上风的稳定强大的立宪君主制。这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在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统治下，英格兰倾向于绝对主义；并且自17世纪60年代以来，议会的衰弱和教派的冲突就让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陷入分裂和动荡。而后，这些紧张压力由于詹姆士二世的宗教政策而进一步加剧。詹姆士二世是名忠诚的天主教教徒，却统治着大体上信奉新教，还经常带着激烈反天主教本能的臣民。

与历史上所有的重大转折点类似，光荣革命的一些先决条件和原因要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不列颠的许多政治和宗教冲突数十年来一直都很尖锐。作为光荣革命的推动者，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侄子，以及詹姆士二世长女的丈夫，威廉三世一直以来也在热情地关注着不列颠王位的未来。鉴于亲王的妻子玛丽长公主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个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亲王自然在私底下对自己日后在不列颠扮演的角色怀有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