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1672—1702年：威廉三世执政期（4）

亲王从未力图讨好人民。1672年前，他的确利用了民众的支持，并且在某些情形下，与城市民兵合作对抗当时的摄政官。然而，他依旧无视民众请愿书的大部分内容，到了1675年，亲王与人民显然正渐行渐远。这部分本是形势所固有的，但也被亲王愠怒厌世的脾气加剧。随着时间的流逝，亲王越来越不愿意培养民心。1675年2月，在为纪念莱顿大学成立百年而举行的典礼上，亲王突然离场。据称，这进一步疏远了该城的许多普通民众。一位观察家评论道：“难以置信的是，自从有人企图让亲王成为海尔德兰公爵以来，人民与亲王之间的亲密关系发生了多么异乎寻常的疏远。” 尽管一开始民众的拥戴是亲王的首要武器，但自1675年起威廉三世依靠的主要是幕后影响力、任免权和威逼手段。1675—1676年间，军事开支大幅削减，然而史无前例之高的国债使得政府不肯削减赋税，平民百姓不太可能以理解的态度看待这一困境，民心也因而继续丧失。据伦敦的报道，荷兰人“带着同情回顾德维特的命运，他们开始哀叹他的陨落，并以预料之外的方式思考他的原则” 。

随着危险的远去，高额度的赋税和军事开支成了塑造共和国政治气候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所造成的负担似乎重得难以承受。如果说德维特及其同僚曾将军队和陆地防御工事缩减到最低水平，那么威廉三世和总三级会议则在3年的时间里，恢复了共和国作为陆地重要强国和海洋强国的地位。防御工事和军备大幅改善。大批人员被招募入伍，荷兰军力增长到约10万人。1673年，同盟机构的开支超过了1亿荷兰盾，比荷兰省年收入的5倍还高，而此时共和国一半的土地还在敌军占领下。到1675年，军队裁减至6.8万人，同盟机构的开支减至5 000万荷兰盾。但是，这无助于减轻当前极其沉重的财政负担。在荷兰省的年收入接近1 800万荷兰盾，七省收入接近3 000万荷兰盾的同时，公债依然急剧攀升。1676年2月，威廉·坦普尔爵士曾预言：“该国战时的开支，加上贸易的缩减，似乎让他们难以坚持到下一轮战事结束。” 法兰西也做出了类似的评估。但他们都错了。威廉三世让共和国在1676年坚守战场，不仅如此，共和国的军队还在1677年扩充至9万人。

海外贸易体系和其他产业都遭遇着严峻困境。1672年的灾难带来急剧的萧条。随着共和国运势在1674年的好转，经济也开始复苏。然而，在与英格兰和谈以及明斯特和谈之后，荷兰在贸易、工业和海运方面只有部分得到了恢复。共和国如今安全了，但海运依然危险重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是比从前更危险。因为1672年至1674年间，外出冒险十分危险，以至于总三级会议干脆将商船和渔船舰队留在海港内，让英格兰和法兰西几乎没东西可俘获。与英格兰和谈之后，荷兰船只重现大海。但正因如此，以敦刻尔克和圣马洛为基地的法兰西私掠船让荷兰商船和渔船舰队遭受到了更为惨重的损失。法兰西还在加勒比海持续袭击荷兰船只。结果，贸易信心的恢复依然迟缓，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依然萧条，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价依然低迷。1675年5月，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分公司的股价停滞在票面价值的428；而迟至1676年3月，荷兰省公债缩水到只有票面价值的80。奥伦治亲王需要巩固国内的支持势力，促使公众愿意继续支持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至法兰西战败。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是欧洲范围内更广泛的政治和战略竞赛，这种关乎共和国核心利益的观点与德维特和三级会议派的截然不同。由于渴望让荷兰坚持投身战争，亲王开始发展与英格兰宫廷的关系，希望英格兰以某种方式卷入荷法关系，哪怕只是作为调停人。为此，他在1676年年初猛烈追求玛丽公主，即王位继承人、约克公爵詹姆士的女儿。

同样是由于渴望让自己的主战立场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亲王开始疏通与公共教会内的富修斯派的关系。他热切支持奥伦治亲王、同盟和强硬加尔文主义立场的讲道者，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布道，而大力宣扬爱国热情、促使民众接受沉重的赋税。由此，正如一位英格兰观察家1675年4月所写，奥伦治亲王“做了许多事来讨好荷兰归正会牧师” 。这转而又让亲王介入富修斯派与科齐乌斯派的广泛冲突中，而此时这一冲突已经分裂了公共教会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方面，他在米德尔堡采取的行动尤为突出。此时该地的教派政治尤为激烈。直至17世纪70年代，泽兰都是二次宗教改革成就最高的省份。但1672年以来出现了显著转变，这部分是由于蒂鲍尔特派得势，部分是由于魅力超凡的约翰内斯·范德韦延的活动。韦延先前是来自弗里斯兰的富修斯派讲道者，而后转变为科齐乌斯派。1672年以来，在反奥伦治派情绪的帮助下，韦延开始竭心尽力地改变米德尔堡宗教法院、讲道者和民众的观念，以至于使得米德尔堡宗教法院变为科齐乌斯派占主导。结果便是宗教法院与富修斯派占主导的上级机构和瓦尔赫伦岛长老监督会的冲突。它在1676年发展成激烈的斗争。当时米德尔堡议事会和宗教法院违背长老监督会意愿，任命著名的科齐乌斯派人士威廉默斯·莫马填补该城的讲道者空位。11月，随之而来的公众骚动给奥伦治亲王提供了亲自插手的托词。亲王不仅将范德韦延和莫马驱逐出泽兰，而且清洗了该城议事会和宗教法院中的6名三级会议派且亲科齐乌斯派成员。次年，亲王在从沙勒罗瓦的营帐写给米德尔堡的信中“判断米德尔堡宗教法院那些支持上述牧师的人尚未得到充分清理”，进而下令进一步清洗科齐乌斯派长老和执事。此后，直到1702年威廉三世去世，富修斯派观念都主导着米德尔堡宗教法院，乃至整个泽兰。

亲王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将势力扩展到弗里斯兰，并且重点扩展到格罗宁根和德伦特，以防对他政策的反对意见在年轻的弗里斯兰执政亨德里克·卡齐米尔二世周围联合起来。过去，历任奥伦治亲王大多与其宗亲、地位相当的弗里斯兰执政密切合作。但由于威廉三世与弗里斯兰宫廷之间的摩擦日渐加剧，这一模式在1672年之后破裂。1664年威廉·弗雷德里克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兼堂妹——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3个女儿之一阿尔贝蒂娜·阿格尼丝作为他们7岁儿子的监护人，统治着吕伐登的小宫廷。宫廷以军人和政治家为目标培养小亨德里克·卡齐米尔，但他在两个方面都资质平平。他的堂兄则强得多，并且一直被树立为榜样。亨德里克·卡齐米尔对堂兄的憎恶日渐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