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1672年：灾难之年（2）

在最靠近敌军的城镇，如豪达、莱顿、斯洪霍芬和霍林赫姆，失败主义也最为盛行，这与他们效忠三级会议派还是奥伦治派无关。奥伦治派的莱顿议事会打算按照共和国能争取到的任何条件，向路易十四投降，他们指望着亲王的舅舅英格兰国王的仁慈。荷兰省三级会议无视德维特的建议，在乌得勒支陷落之前，就开始与路易十四谈判。彼得·德赫罗特被指定为主要谈判人，以应对法兰西大臣卢瓦和蓬波纳。乌得勒支陷落后，刚回到海牙的德赫罗特就宣称，荷兰别无选择，只能投降并屈从于路易十四的要求。荷兰省贵族院同意，并提议称，共和国应当尽力维持七省和七省内公共教会的完好无损，而“剩下的就放手吧”——这意味着要割让公地。大部分城镇的政府都同意这个观点。

就在此时，人民展现出了决定性的作用。多德雷赫特开始出现对防御敷衍了事和军备不足的抗议，随后抗议活动发展为反抗三级会议派摄政官、支持任命亲王为执政的骚乱。民众受到了工匠行会领袖、讲道者和民兵的鼓动。众多妇女和女孩也参与其中。骚乱迅速传播到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在鹿特丹，城市民兵和民众被煽动起来反对德赫罗特、市长范德阿和其他三级会议派领袖。他们要求共和国进行更坚决的防卫：他们用火枪强迫议事会宣誓，绝不会在未经全体市民同意的情况下，将该城交给法军。在阿姆斯特丹，城市民兵和民众的介入甚至更具决定性。显然，大部分新教民众的士气要比议事会大部分成员的更高昂。据说，在6月26日的关键性投票中，议事会发生分裂，最终以20比16的投票结果，同意派遣德赫罗特向路易十四投降；然而，法尔克尼尔领导的少数派威胁要召集民兵，于是局面发生了扭转。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可以确定的是，议事会深陷分裂，而中断与法兰西谈判并继续战斗的投票决定因为来自民兵和民众的压力才得以实现。与其他城镇一样，阿姆斯特丹的骚乱日复一日地持续着。法尔克尼尔之所以成为该城的英雄，并不是因为他被视作奥伦治派，而是因为他支持继续作战。他的对手，市长德格雷夫则受到民众暴力的威胁，因为他被视为三级会议派的关键人物，并有失败主义的嫌疑——在民众心里，三级会议派与失败主义是相关联的。

在6月26日总三级会议的投票中，荷兰、乌得勒支、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4省无视泽兰和弗里斯兰的抗议，不顾格罗宁根的缺席，决意派德赫罗特前去割让公地，并给路易十四提供一大笔战争赔款。此事给人造成一种卑劣的印象，进一步点燃了民众的怒火。碰巧的是，路易十四对这一解决方案并不感兴趣。他听取卢瓦的建议，打发德赫罗特空手而回，称摄政官们提供的不够；除了这些，路易十四还索要奈梅亨区大片领土，要求在整个共和国实现对天主教的公共宽容。

民众怒火如今被彻底点燃。在阿姆斯特丹，6月和7月依然存在着持续的民众压力，但大多时间没有出现失控的场景或零星的暴力——这些是其他地方骚乱的典型特征。相较而言，多德雷赫特的民众与鹿特丹的相似，他们对摄政官抱有强烈的愤恨。多德雷赫特出现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不久，抗议者便要求议事会同意投票废除《永久法令》，选举亲王为执政。6月29日，斯希丹、鹿特丹、豪达和代尔夫特爆发严重骚乱。在斯希丹，奥伦治派旗帜飞扬，满街都是抗议者，市长威廉·尼乌波特遭到袭击和暴打。在鹿特丹，民众斥责企图将国家交给法军的6名“叛国者”——彼得·德赫罗特、威廉·范德阿、约翰·佩塞尔、阿伦特·松曼斯、威廉·比斯科普和阿德里安·弗鲁森。妇女再次在骚乱中发挥重要作用， 民兵也是如此。后者关闭城门，抵挡荷兰省三级会议派来恢复秩序的一队骑兵。市长范德阿和松曼斯的宅邸遭到洗劫。这里主要的呼声也是废除《永久法令》，选举亲王为执政。

在豪达，因土地被淹没而愤怒的农民加入了工匠和劳动妇女的队伍，控制了城市街道，于是亲王亲自前来劝说农民离开。代尔夫特也被妇女、工人和农民的联合队伍攻占，从斯希丹和代尔夫特斯哈芬涌来的失业渔民增强了他们的力量。民众涌入市政厅，强迫摄政官废除《永久法令》并且投票恢复执政职位。哈勒姆、莱顿和蒙尼肯丹也出现骚乱。在哈勒姆，德维特亲属范西佩斯泰因宽敞的宅邸遭到洗劫。在霍伦、霍林赫姆、皮尔默伦德和布里尔这些小城镇，民兵在没有民众介入的情况下，凭一己之力就迫使议事会废除了《永久法令》。泽兰的米德尔堡、弗卢辛和费勒也出现骚乱。

过去，民众和民兵也经常发挥作用，特别是在1566年、1572年、1576—1577年、16世纪80年代和1617—1618年。但1672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受政治煽动家怂恿的广泛骚乱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持续影响事态发展，这还仅是第一次。当然，荷兰生活中的主要派系都不算民主，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各省或各市的政治中，有留给人民或民兵的常设席位。然而，1672年的印刷小册子和随后的党派宣传证明，各个阵营对人民秉持的态度并不相同。三级会议派强调三级会议的绝对权威，谴责对摄政官权力的限制，无论这种限制是来自同盟机构还是下层。三级会议派作家随后斥责1672年的民众运动是某种非法、危险的东西，他们经常影射农民攻占米德尔堡和渔民攻占代尔夫特的事。相较而言，奥伦治派宣传家称民众是“真正的爱国者”，这种说法是对摄政官的妄自尊大极有用的限制。这意味着，至少在紧急情况下，民众的介入并不缺乏合法性。因为正是人民让亲王在1672年7月成了执政，才改变了权力结构。

泽兰在7月2日选举威廉三世为执政。第二天，惊恐万分的荷兰省三级会议废除《永久法令》，宣布奥伦治亲王为荷兰省执政。6天之后，威廉三世宣誓就职。然而，骚乱仍在持续，而多德雷赫特和鹿特丹的骚乱尤其严重。德赫罗特和阿德里安·弗鲁森各自在两城受到暴民的威胁。德赫罗特在民兵的保护下行动，他的宅邸也安置了一支护卫队。即便如此，他的职位也不可能得以保全。当月月末的时候，德赫罗特逃往安特卫普。7月11日，济里克泽和托伦也爆发骚乱。其间从城外涌入的渔民和农民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济里克泽摄政官被迫步托伦和胡斯的后尘，允许行会和宗教法院的代表列席围观议事会的会议，看看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成为执政的几天之后，亲王表示支持民众代表列席城镇议事会，试图借以平息骚乱。然而，事实很快明了，恢复执政职位和通过继续乃至积极推动战争的决议，不过是“亲王与祖国”的支持者的一部分要求。平民版的奥伦治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着大街小巷。这套意识形态谴责劳弗斯泰因派是叛国者和公共教会的敌人，是支持给予天主教教徒和异议分子宽容的人。他们放弃了巴西，还对祖国犯下了其他罄竹难书的罪行。1672年7月至8月，谴责劳弗斯泰因派人士和原则的印刷小册子如洪水般四溢。它们表明，民众运动背后的政治推动力想要的远不只是奥伦治亲王上位。民兵和行会想要的是城镇议事会性质的变革。

约翰·基维特返回鹿特丹时，迎接他的是该城沸腾的热情；随后则是接着攻击不得人心的摄政官的宅邸。鹿特丹民兵开始要求将9名三级会议派摄政官清洗出议事会。多德雷赫特的骚乱更严重，两名三级会议派主要摄政官的宅邸遭到洗劫。7月的第三周，亲王不再支持民众代表列席市议事会。这是因为亲王渴望在不调动军队的情况下尽快恢复秩序，而不是渴望报复。8月初，阿姆斯特丹出现了进一步的骚乱，城市民兵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劳弗斯泰因派的仇恨。如果把德格雷夫派和霍夫特派都算成劳弗斯泰因派，那么该派仍占据议事会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