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1659—1672年：巅峰时期的共和国Ⅱ（4）

在玛丽这一方，她给各省三级会议都寄送了信函，要求将此前历任奥伦治亲王拥有的高级官职和尊贵地位指派给她的儿子，并且明确略去了让威廉·弗雷德里克代理的请求。8月7日，泽兰在总三级会议中投票，强烈要求指定威廉三世为未来的执政和同盟军总司令，并要求在亲王满18岁时，将这些高级官职授予他。弗里斯兰紧随其后，力主到亲王16岁时，应当将国务会议的一个席位指派给他。他们接着表示，弗里斯兰人自豪地展现着他们对奥伦治—拿骚家族“历久弥坚”的情感，正如他们1650年以来一贯坚持的那样——这是在影射泽兰的反复无常。上艾瑟尔和海尔德兰投了相似的票。查理二世热切追踪着上述所有事态的发展，他致信泽兰省三级会议，感谢他们为自己外甥的利益竭诚提供的帮助。

德维特发现自己肩负的压力越来越大。除了荷兰省外，无一省份曾出台《排除法案》；然而即便在荷兰省，指定奥伦治亲王担任高级官职的热情也在日益增长，这标志着《排除法案》已然成为一纸空文。莱顿和哈勒姆选择在这一时刻提议指定亲王为执政，因为他们知道此时会得到一些小城镇的支持。德维特与科内利斯·格雷夫以及贵族院的其他盟友一道采取行动，以阻止莱顿的提案得到荷兰省三级会议的广泛支持。德维特以荷兰省三级会议提供的可观津贴为诱饵，转移压力；他引诱玛丽同意如下安排：亲王暂时只能被认定为“受国家监护的孩子”，荷兰省三级会议将给予他教育和训练，以便他出任高位。这也意味着亲王最终将身居高位。德维特和德格雷夫希望以这样的权宜之计，来充分安抚玛丽，促使她劝说自己的兄长在与伦敦进行的谈判中保持亲切包容。结果，到9月底，荷兰省撤销了《排除法案》，开始承担亲王的生活费用和教育开支。

玛丽与德维特之间的交易为她的儿子和共和国的稳定赢得了一些切实利益。然而，也有许多声音抱怨她的纵容。这些声音不仅来自将支持奥伦治亲王视为反对荷兰省摄政官的主要手段的人，也来自部分奥伦治派摄政官——他们认为玛丽已然因为没能提升该派的势力，而算作是辜负了他们长期以来为她儿子的利益而付出的血汗。荷兰省三级会议任命来监管亲王教育的委员会中，有德维特、德格雷夫和其他三级会议派摄政官，却没有荷兰省的奥伦治派。这一事实让奥伦治派的愤怒加剧。老亲王夫人阿马利娅·冯·索尔姆斯严厉斥责儿媳，认为她竟被德维特哄骗，进而抛弃了奥伦治—拿骚家族在荷兰省经得起考验、诚实可靠的朋友——莱顿、哈勒姆和恩克赫伊曾。勃兰登堡选帝侯也颇为光火，因为德维特的计划同样否认了他的影响力。选帝侯和老亲王夫人提名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委员会来管理亲王的教师和扈从，其人员包括阿马利娅、威廉·弗雷德里克、莱顿市长范德阿，以及来自贵族院、哈勒姆和恩克赫伊曾的代表。不过这项提案徒劳无果。

然而，正当德维特似乎跨过了一道障碍时，所有的一切又因1661年1月玛丽突然死于天花而重新陷入混乱。玛丽曾指定她的兄长、英格兰国王担任其子的监护人，而这让德维特陷入了一系列新困境中。莱斯特伯爵时代之后，没有哪个外国政权像如今的英格兰君主这样，在荷兰内政上享有如此大的权势。显然，查理二世不是容易对付的人。正在伦敦进行的英荷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而阿姆斯特丹曾对它寄予厚望。国王远没有打算废除《航海条例》，反而准备以己之名重申该条例。两家东印度公司的纠葛也没有消停的迹象，事实上反倒是加剧了。雪上加霜的是，加勒比海、西非和新尼德兰问题上还出现了新的重大冲突。西弗里斯兰诸海港、马斯河渔业城镇、泽兰捕鲱业港口以及阿姆斯特丹，为呈交到英国议会的提案而深深沮丧。这项提案规定，只有英格兰国王的臣民获许在英格兰海岸16千米内的地方捕鱼。此外，17世纪50年代末以来，奥伦治派已然在荷兰省三级会议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德维特为奥伦治亲王提供抚养费的方案还被7个城镇——莱顿、哈勒姆、恩克赫伊曾、鹿特丹、霍林赫姆、斯洪霍芬和皮尔默伦德以不充分之名反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人不悦的消息：查理二世选定了乔治·唐宁爵士担任常驻海牙的大使。唐宁先前是克伦威尔政权的支持者，后来转成保王派，他以简单粗暴的风格和对荷兰的仇视而出名。6月，他带着如下指示来到荷兰：动员奥伦治派阵营，以迫使荷兰省同意由如今的3名监护人——查理二世、阿马利娅和大选帝侯监管亲王的养育。一到荷兰，唐宁就立刻展开与奥伦治派代表和军人的各种秘密交易。在他从海牙寄回的第一批报告中，唐宁评论道：“可以确定的是，必须将尽可能多的流言蜚语掷向德维特。”

到1661年秋，查理二世似乎已经让荷兰省的三级会议派陷入困境：海上是英格兰压力的涨潮，国内是奥伦治派情绪的高涨。阿姆斯特丹已经有许多人开始为花在荷兰礼物上的费用而后悔。派往总三级会议的弗里斯兰代表团的一名领导性成员在1661年11月预言，假如共和国与英格兰间爆发战争，“泽兰、弗里斯兰、上艾瑟尔和格罗宁根诸省既不会拿起武器反抗英格兰，也不会为战争贡献什么” 。此外，海尔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的贵族院属于强硬的奥伦治派，而城市凡是“有点儿荷兰省化”的地方，都陷入了绝望的分裂。

除了奥伦治亲王未来的地位，另一个在1661年分裂七省的棘手事件是草拟结束对葡萄牙战争的和约。直到5月，泽兰、格罗宁根、乌得勒支和海尔德兰4省依然坚持拒绝达成和解，除非葡萄牙归还先前的荷属巴西殖民地。1661年唐宁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这一分歧，使形势转向有利于英格兰的方向，其方式就是用一切手段阻碍和解。由此，英格兰既可以阻止荷兰恢复与葡萄牙的贸易，又可以阻止荷兰在那里获得与英格兰对等的贸易特权，同时还能扩大各省之间的分歧，从内部削弱共和国。

在彼得·德赫罗特的密切协助下，德维特最终成功让总三级会议中乌得勒支成员和半数的格罗宁根成员脱离反对派，但泽兰和海尔德兰成员依然冥顽不灵。1661年6月23日，总三级会议内展开了一场长达5小时的史诗级辩论，参与成员除了常规派驻的各省代表团，还有众多非常规代表——26名泽兰代表、3名乌得勒支代表和荷兰省三级会议全体成员。泽兰和海尔德兰拒绝“在未归还巴西土地的情况下”和解，坚持主张“有违同盟条约，因为它规定只有所有省份的同意才能做出和解和宣战的决定”。荷兰省代表则提醒与会者，1648年“与西班牙的和约就是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的，泽兰和乌得勒支都没有同意”。最终，由值周议长、格罗宁根代表团的领袖斯海伦博赫做出决断。斯海伦博赫裁定，总三级会议以5省对2省的多数通过了与葡萄牙的和约。

数月之后，德维特的地位显得不像之前那样危险了，荷兰省与泽兰省之间在葡萄牙问题上的纷争得以平息。事情也变得明显：查理二世荷兰政策的双链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矛盾。在阿姆斯特丹，摄政官、大商人和东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发现，他们的礼物没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在贸易领域面临着升级的冲突而非和解。于是他们丧失了对奥伦治亲王的兴趣，在德维特身后联合起来。强大、统一的荷兰省如今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荷兰省其他地方和泽兰省发生的事也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