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1659—1672年：巅峰时期的共和国Ⅱ（1）

1659年《比利牛斯条约》之后的“南”与“北”

随着1635—1659年的法西大战终结，南北尼德兰都迈入了新时代。这场法西冲突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主导着西欧的事务，《比利牛斯条约》不仅结束了这场战争，而且标志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角色和共和国在南部诸省的角色发生了根本转变。1659年之前，共和国在南尼德兰无甚影响，1648年以来，也不存在任何有可能威胁共和国安全或贸易的陆路瓜葛。荷兰经受着来自英格兰的强大压力。但是，英格兰的威胁仅局限于海洋领域和东西印度群岛带。1659年之前，西班牙一直肩负着限制法兰西在西欧的权力和为南尼德兰筑防的重担。

《比利牛斯条约》签订之前，西班牙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它的传统政策：将低地国家南部当作西班牙君主的锤与砧，以及遏制法兰西的缰绳。它通过维系在西属尼德兰的主力部队、将大笔军事开销投向此地而实践着这一政策。甚至是加泰罗尼亚起义和1640年葡萄牙反西班牙哈布斯堡统治起义的震动，也没能动摇西班牙大臣的信念——这一战略是维持西班牙在欧洲地位的最佳方案。葡萄牙内断断续续出现的斗争得到的关注度则相对低。

西班牙在南尼德兰的权势甚至在近来还有所复兴，那是在利奥波德·威廉大公的总督任期内。他提供军队和金钱，以利用法兰西在投石党运动时期的衰弱。由此，西班牙军队重新夺回了一些在17世纪40年代丢失的土地；并且在腓力四世重夺巴塞罗那的1652年，利奥波德·威廉光复了战略意义重大、防卫森严的港口敦刻尔克。也正是因为法兰西在17世纪50年代无力占据上风，克伦威尔才有机会将英格兰拉入战争，将局势向不利于西班牙的方向扭转。直到1658年敦刻尔克附近的沙丘战役后，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军队才决定性地败北。

然而，1659年后，局面发生了急剧和根本性的变化。从马德里流向安特卫普的白银汇款枯竭；阿尔瓦公爵时期，它们曾滋润着西班牙的军事机器。1656—1660年间驻布鲁塞尔的总督、奥地利的唐胡安·何塞是最后一任指挥着雄师的西属尼德兰总督。几乎和约一落定，西班牙大臣就改变了优先次序，决定将先前投入尼德兰的人力和资源，转移到重新征服葡萄牙和殖民帝国的重大行动上。事实证明，在这场行动中，西班牙对葡萄牙的大规模进攻成了一场羞耻的失败。1668年，腓力四世决心及时止损，承认葡萄牙独立。但是，西班牙如今已精疲力竭，佛兰德军队则裁减至相当小的规模，以至于再也不能成为国际事务中一支重大势力，此后它再未恢复至此前的规模或军力。

佛兰德军队从1658年的7万多人锐减至1661年的3.3万，不久后又减至不到2万。在九年战争中，西班牙与荷兰、不列颠、奥地利和勃兰登堡结成反法同盟。战争早期，最后一位担任西属尼德兰总督一职的西班牙人加斯塔尼亚加侯爵早期就承认，西班牙在保卫南尼德兰中只能起一些小作用，而这时的南尼德兰被视为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还有荷兰共和国抵御路易十四的屏障。1690年12月，他估计西班牙在低地国家部署的得力部队还不足1.5万人。1692—1693年间，法兰西将10万人投入低地国家的军事行动，反法联盟投入了7.5万人左右，后一数字在1694年增加到9万，1695年增加到12万。这是至今为止最大规模、最为重要的反法同盟军。而西班牙没能增加对盟军的贡献——没有来自西班牙的汇款，因此，西班牙担负的盟军军力就比例而言不断缩减。到1695年，显赫一时的佛兰德军队已跌落至仅6 500人左右。

然而事实证明，即便到了如此惨淡的程度，靠西班牙国王筹钱来资助西班牙的军事行动也是不可能的。西属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省三级会议投票同意给战争拨付大笔经费，然而西班牙国王的信誉和名声十分差，以至于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根本不愿意提供所需的预付款，即便这里的金融市场自1659年之后只不过是从前的影子。指望曾许诺的西班牙汇款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南尼德兰需要在荷兰当局的帮助下，从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借800万荷兰盾。不过即使在阿姆斯特丹，为西班牙国王提供借贷的热情也相当低落。这场战事中，很大一部分经费由弗朗西斯科·洛佩斯·苏阿索男爵提供。他是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犹太人共同体首屈一指的金融家。在为1688年荷兰远征英格兰筹措资金时，他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洛佩斯·苏阿索的父亲是第一个从西班牙国王那里获得男爵头衔的犹太人。1696年7月，马德里国务会议承认，洛佩斯·苏阿索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将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军事机器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

尽管1659年之后，西班牙在南尼德兰的势力衰落，1667—1712年间又逢法兰西多次入侵，但南部无论作为政治、文化实体，还是经济实体，依然展现出引人注目的恢复力。战争和军队调动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然而这仅集中在瓦隆地区。1660年之后，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农业进入了长期萧条的状态，而同样的萧条也困扰着北尼德兰和西欧其他地区。但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佛兰德和布拉班特乡村地租和土地价格的降幅要远远小于北尼德兰，而佛兰德农业的高产量也未受影响。1648年之后，挂毯业、丝绸业、珠宝业和图书出版行业这类更为专业化的城市产业中，确实出现了显著的质量退化；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补偿作用，这类工作大多能由依然在增长的乡村人口完成，亚麻产业尤其如此。随着1688年后法兰西对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亚麻出口衰退，佛兰德的亚麻与荷兰的亚麻一道，受益于这个在西班牙帝国中增长的商机。

随着西班牙控制的衰弱，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三级会议，以及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根特的市政精英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公共管理体系恶化产生了担忧，人们尤其忧虑政权不能为商业、工业和航海提供支持。无论是本地人还是西班牙人，南尼德兰当局并没有几个显得精明强干的官员。不过，一个显著的例外是才能非凡的贝海克伯爵扬·范布劳克霍芬。1701年，一批法兰西官员奉路易十四之命，以新任西班牙国王、波旁家族的腓力五世之名，前去接管南尼德兰管理体系。按照他们的描述，贝海克伯爵是在布鲁塞尔找到的“唯一一个能干之人”。作为衰落中的西班牙政权和各省三级会议主要依靠的大臣，贝海克伯爵成了改革压力的主要承担者和协调人。依靠他的帮助，三级会议和市政精英们力图促使南尼德兰在西班牙帝国贸易和更广泛的国际贸易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此时出现了一些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相关的提案。例如1686年9月，佛兰德省三级会议向国王请愿，要求批准奥斯特德直接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他某些西班牙官方跨大西洋护卫舰尚未到访过的港口通航。他们还要求将获许殖民圣多明各，作为西班牙防止法兰西占领该岛的行动的一部分。这两个要求都得到了马德里的广泛讨论，然而全部无疾而终。到17世纪90年代末，西班牙的权威削弱至极低，以至于最后一任西属尼德兰总督、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埃尔真的在贝海克伯爵的诱导下，于1669年在没有获得西班牙国王允许的情况下，以国王之名发布特许状，批准设立佛兰德东印度公司——后来的奥斯坦德公司的前身。而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埃尔与西班牙无甚联系，他的任命是在荷兰执政兼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的要求下实行的紧急措施。这一举动必然引起海牙的错愕和愤怒。总三级会议立刻颁布法令，禁止共和国臣民以任何方式参与佛兰德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