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17世纪50年代：巅峰时期的共和国Ⅰ（6）

威廉·弗雷德里克力图煽动民众对摄政官的怒火，但又不想引起这样的怀疑：他意图篡夺襁褓中的威廉三世的合法地位和继承权。他致信泽兰和格罗宁根三级会议，向他们保证他只希望成为陆军的副司令和海军的代理统帅，且无论如何都不会损害年幼的亲王的地位。他使泽兰人民相信，奥伦治—拿骚家族曾带领联省从“最深重、最不幸的奴役状态”走向“最光辉、法制和自由的”崇高地位。

到夏末，特林克组织的支持奥伦治家族的骚乱已彻底吓住了米德尔堡的三级会议派。这里的议事会在阿德里安·费特的带领下屈服于压力，同意了选举威廉三世为泽兰执政、威廉·弗雷德里克为副执政的提案。深感忧虑的荷兰省三级会议向泽兰派遣代表团，成员包括约翰·德维特和阿姆斯特丹共和派的领袖约安·海德科珀。他们的到来激发了弗卢辛、费勒以及米德尔堡充满怒火的游行示威活动。这项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为数众多的失业水手和渔民，还有伤残海员的妻子。形势的发展糟糕透了，而年仅27岁的德维特在当中展现出了远超其资深同僚的冷静和沉着。米德尔堡的亲荷兰省领袖坚持称，他们并没有放弃“自由”事业，但当时的民众如此愤怒，他们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于是，泽兰省在总三级会议中投票任命威廉三世和威廉·弗雷德里克，前提是其他省份持有类似的观点——这是一项有用的免责条款。荷兰省力劝泽兰省三级会议三思，且这次应提防“政府之外”的人干涉他们的商议。

在抵抗奥伦治派潮流方面，德维特及其同僚带着新的热情重申其三级会议派意识形态。到了1652年年末，德维特已作为荷兰省代理大议长，代替阿德里安·保行事。在这前一年，保接任了卡茨的职位，并且他一直是荷兰省反抗执政的象征，但如今已年老体衰。与格劳秀斯和赫拉斯温克尔类似，德维特明确支持省主权原则，这表现在1652年5月他对荷兰驻英格兰公使的斥责中。斥责的原因是他们允许英国议会将联省称为单数的共和国，而不是复数的同盟共和国。他还强调三级会议监督公共教会的权力，并坚称，在控制权集中于一个“杰出首领”之手的地方，绝不可能通过代表和三级会议来负责地行使权力，也没有能够纠正暴政的手段——除了危险的民众动乱。在德维特看来，他日后称为“真正的自由”的实质在于：共和政府是一个因背景、教育和训练而适合行使权力的人共同分享权力的体制。而这种权力的分散和协商，以及随之而来的妥协，是制约权力滥用和恶政最有效的机制。

联省在1652—1653年的奥伦治派浪潮产生于对英战争的压力，但同时也受制于此。在1652年9月的集会上，海尔德兰省三级会议分裂，奈梅亨区支持荷兰省，阿纳姆区自身分裂，聚特芬区支持奥伦治派。尽管坚定的奥伦治派聚特芬城议事会渴望看到威廉三世被任命为执政、威廉·弗雷德里克被任命为副执政，但他们也提防着在战时将同盟推入危险的骚乱。他们呼吁谨慎，呼吁用所有可行的论据来劝说那些不愿意改变观点的省份。正如预期，格罗宁根与弗里斯兰和泽兰联手，在总三级会议中力主威廉三世和威廉·弗雷德里克应当分别被任命为同盟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但是这3个省份，还有乌得勒支和上艾瑟尔，以及海尔德兰，都过于分裂，以至于难以确定清晰的立场。

1653年春，共和国的政治难题上又增加了一个结。听闻共和国在波特兰海岬附近败北，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王位的觊觎者，流亡巴黎的查理二世致信该城的荷兰大使，宣称自己“深感遗憾”，并承诺“如果三级会议愿意分派一些船只给我，我将亲身参与其中，与他们的舰队，还有上帝给予他们的赐福相伴，不成功便成仁” 。英国议会深感忧虑的正是这类联盟的形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预计会有相当大一部分英格兰海军会叛逃到国王一方。奥伦治派当然渴望与查理二世结盟。但德维特和荷兰省三级会议的领导层反对回应这一求助，认为它必然会加剧和延长战争，而他们渴望尽早从中抽身。同时，他们也不希望看到英格兰保王派与荷兰奥伦治派的合作增强。

对于荷兰省三级会议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是在1653年的夏天，当时荷兰在海上遭遇惨败，多德雷赫特、海牙、鹿特丹、阿尔克马尔、霍伦、梅登布利克和恩克赫伊曾爆发骚乱。恩克赫伊曾的规模最大。当地暴民在反天主教及反摄政官的狂怒中控制了该城数日。泽兰的米德尔堡和济里克泽，北布拉班特的贝亨也都发生了暴乱。同样令荷兰省代理委员会和德维特担忧的是，奥伦治派骚乱传播到了海军之中。这不仅增加了兵变和抗命的危险，而且阻碍了各个海军将领之间的合作——特龙普和扬·埃弗森同情奥伦治派，而德勒伊特和维特·德维特坚定地站在三级会议派一边。特龙普去世后，荷兰省三级会议煞费苦心地找寻能接替他出任指挥官的人，这个人要在政治上安全可靠，同时享有高于其他将领的地位和团结海军的能力。这可能是共和国至今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海战，但是国内政界却令人十分担忧，以至于相比任命一个实干的海军专家，任命一个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可靠的海军首领似乎更重要。事实上，经过很长时间的拖延，德维特才最终说服奥布丹领主领导荷兰的舰队。奥布丹领主是荷兰省三级会议派中最出类拔萃的贵族，他精明能干，但完全缺乏海上经验。

共和国的“真正自由”沦陷于奥伦治派和英格兰制造的内忧外患之中。它之所以得救是因为荷兰省的凝聚力、弱小省份的分裂以及英格兰应对海上压力的脆弱性。被逼到墙角的荷兰省摄政官们团结一致。即便是莱顿这样的奥伦治派城市，也不希望在这样危急的节点向曾影响泽兰的那种民众压力屈服，不希望损害荷兰省的团结。荷兰省立场坚定，而同时其他省份陷入更为深重的骚乱，拥有执政的格罗宁根省也在其中。德维特质问他的敌手，他们曾经所说的与所任命的“杰出首领”相伴的团结力量又在哪里呢？

英格兰赢得了北海的战役，但没能赢得战争，这归因于荷兰的战略和外围地区海上反攻的影响。荷兰人持续打造本土舰队，而英格兰人则无法分散军力去打破荷兰人对遥远海域主要海上航道的控制。结果，英格兰的船只和贸易的瘫痪程度远超荷兰。最终，战争变得难以为继。荷兰与丹麦结盟，重兵把守丹麦的桑德海峡，彻底阻断了英格兰与波罗的海的贸易。1653年，没有一艘英格兰船只能够通过桑德海峡。在地中海，荷兰人也同样取得了胜利。在里窝那俘获一支归航的英格兰黎凡特舰队之后，海军将领范哈伦在1653年3月又挫败一支派来解救它的救援舰队。此后，英格兰在剩余的战争中放弃了地中海。在东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迅速赢得了从波斯湾到中国海的海上优势。此外，到1653年夏，甚至在北海，荷兰私掠船也开始与英格兰私掠船同样迅速地俘获对方的商船。

到1653年11月，克伦威尔和议会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局面，开始考虑在没有从战争中获得重大受益的情况下进行和谈。随着和谈一月复一月地缓慢推进，英格兰领导层不得不放弃所有获取物质利益的想法。到1654年春，仅剩的要求是，共和国不得再任命奥伦治亲王担任国家的“高位”——执政或总司令，同时也不得任命任何一位奥伦治—拿骚家族的成员。共和国在知道这一要求后，其骚动接踵而至。奥伦治派推测——可能是正确的——这一要求源自德维特而不是克伦威尔，或至少是二者的合谋。一大波激烈的批判浪潮不断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