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1647—1702年：宗教（1）

“宽容”的兴起

1630年之后，荷兰共和国成了一个更自由、更通融的社会，即便生活方式照旧，至少宗教和思想领域如此。抗辩派、路德宗、门诺派、学会派、犹太人和天主教信徒全都受惠于这一转变。在阿姆斯特丹，天主教教徒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天主教神父的洗礼，而不是到公共教会中受洗，在17世纪40年代末首次成了一件稀松平常之事。这一转变在鹿特丹发生得稍早——17世纪30年代；在莱顿则出现得较晚，要到50年代。事实上，在17世纪50年代，荷兰省所有前反抗辩派的大城镇——莱顿、哈勒姆、豪达和恩克赫伊曾终于不再破坏天主教秘密集会或骚扰天主教神父了。1665年6月，哈勒姆的归正会宗教法院向市长抱怨，该城在过去的10年里发生了重大转变，所有带有天主教性质和拥有神父的街道和地区都不再隐藏他们的活动。

然而这份宗教法院的抱怨也显示了对于“宽容”的兴起，依然存在广泛的抵制——甚至在荷兰省也是如此，在弱小省份就更多了。如果就此认为宽容已经得到荷兰社会的广泛认可，那可是错误的。17世纪30年代以来，虽然荷兰省大部分摄政官都倾向宽容的政策，但绝非所有人都如此。乌得勒支的一名讲道者在1650年发表的小册子中评论道：荷兰省的摄政官大多是“西班牙化、自由派的阿明尼乌派”，虽然名义上是公共教会的成员，但“内心没有宗教”，他们刻意将对归正会信仰充满热情的人从有权有势的位置上排挤出去；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用意纯良”。他并没有为平衡的改变而感到绝望。相反，他的看法是继续为争夺公共领域的控制权而斗争，这是一场渗透到政界、教育、生活方式，以及公共教会内部的无休止的文化斗争。

在共和国的社会中，对于神学上有争议、政治上待协商的不宽容依然是一股潜在势力。“不宽容”的支持者不得不多少对萨哈菲亚、戈马尔或阿诺尔迪的立场妥协。但他们绝没有放弃斗争。到17世纪40年代，反笛卡儿运动的领袖、乌得勒支大学执事、加尔文宗正统派的主要发言人希斯贝特斯·富修斯，在社会潮流的压力下，被迫退守到有限宽容的教义中。这股潮流不可逆转，但或许可以限制。天主教仪式依然受到严格限制，教宗党的“迷信”依然受到打击；最重要的是，那些否认基督神性和三位一体说的人根本不应得到“宽容”，而应被连根铲除。此外，在富修斯看来，国家和公共教会不仅必须消灭公开承认的索齐尼派和自然神论者，而且应当铲除混在门诺派和抗辩派之中的秘密“索齐尼派”。归正会应当协助弱小教会巩固和净化他们在基督神性和三位一体教义方面的信念。

对天主教崇拜的管制并不仅是过去的遗留痕迹，也不只是遮掩宽容日益增长这一事实的例行公事。事实上，由此造成的隐秘和隔离是荷兰生活结构的根本特征。对天主教的抵制依然广泛存在于大部分民众中，而阿明尼乌派摄政官对此时刻保持警惕。16世纪50年代，设置在乌得勒支的天主教宗座代牧依然对荷兰省的城镇做了区分：一类是自由城镇，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是首要代表；另一类是莱顿和哈勒姆这种城镇，那里的官方和民众始终对天主教持敌视态度。天主教教徒已然增加的自由依然有可能被削减，乌得勒支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这样，当时富修斯得势，反天主教观点被强化。

此外，尽管加尔文宗正统派认为大多数荷兰省摄政官并非“用意纯良”，但几乎所有摄政官都声称自己是公共教会的成员及其保护人。不这样公开宣誓是无法进入城镇议事会的。阿德里安·佩茨是1650—1675年里鹿特丹阿明尼乌派摄政官中支持宗教宽容的最坚定者，是公然支持抗辩派的人。然而，即便是他，也要到归正会教堂参加礼拜，这一行为近乎虚伪，但对他的政治事业而言必不可少。三级会议派理论家中最具自由倾向的人、莱顿制造商彼得·德拉库尔并不是一位积极的政治人物。他主张有必要在共和国内实现宗教自由，力主要宽容天主教以吸引更多各色宗教的移民前来荷兰省城镇，从而滋养这里的贸易和制造业。然而，甚至是他也承认，荷兰或任何共和国的福祉迫使人们对“宽容”进行一些有必要的限制。德拉库尔承认，一个共和国需要一个国教，它得到的支持要比其他教会多，政府和行政管理机关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归属于它。他无法找到别的方式将属于异议教派的人排除出公职。此外，他承认受宽容的教会必须受到治安法庭的严密监管：就天主教的情况来说，教徒只获准举行小型集会，它们在可靠的公民家里召开，由受到城镇议事会监管的神父主持。

考虑到公共教会享有特殊地位、获得众多资源和政治支持、拥有向大规模会众传道的垄断权，并且占据了近乎所有看着像教堂的建筑物，归正会在争取信众的竞赛中最为成功，这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天主教会是另一个收获颇丰的派别，但也只是在相当有限的程度上。联省的其他教派和宗教运动要么在17世纪后半叶失势；要么因为有移民的涌入，而使得在地方层面信徒数量有所增长，路德宗、犹太人和贵格会的情况就是如此。

外国观察家经常认为，共和国是个开放的领域，宗教在这里不受阻碍地猛增、繁荣。17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外国作家，如威廉·坦普尔爵士和格雷戈里奥·莱蒂常带着赞许的目光看待荷兰，但是当时的大多数人并不认同。尤其着重主张“联省是欧洲美好的‘宽容’天堂”的一本书出自为路易十四服务的瑞士新教官员J. B. 斯图佩。这并不是一份颂词，而是巧妙的中伤。斯图佩在《荷兰的宗教》中宣称共和国是欧洲社会中最宽容的，这不是为了赞扬它，而是为了诋毁它。这本书认为荷兰的“宽容”是摄政官冷漠和伪善的产物，其必然结果就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斯图佩认为，荷兰如今分裂成了三个大致规模相当的团体：归正会、天主教和“宗派信徒”。就最后一类而言，他不仅意指门诺派、抗辩派、路德宗和犹太人，还包括贵格会、索齐尼派、学会派、唯灵论者、自然神论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事实上，斯图佩是第一个指出斯宾诺莎对荷兰社会有影响的作家。特别是他补充道，尽管斯宾诺莎“完全”推翻“所有宗教的根基”，但荷兰共和国几乎没人费神去驳斥他。后来，培尔在《历史与批判辞典》中攻击斯宾诺莎时，驳斥了斯图佩的上述指控。

斯图佩的著作勾起荷兰归正会批评者的愤怒回应。奈梅亨瓦隆教会的讲道者让·布伦发表反驳言论，指责斯图佩描绘的是扭曲的图像。布伦评论道：外国人总是震惊于联省的宗教多样性，但是对它的理解言过其实，因为他们到访的、为数不多的地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正是抗辩派、“宗派信徒”和斯宾诺莎主义者常常聚集的地方。布伦承认，在整个联省，天主教教徒人数众多，但他同样坚持认为，这些天主教教徒的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抛开公地和特文特区，天主教教徒虽然人数增长，但确实不到荷兰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鲜明的事实。天主教教徒人数上涨最甚的地方是阿姆斯特丹，1630年后，这里的天主教教徒享有最多的自由。1656年，天主教当局自己估计，阿姆斯特丹的天主教教徒有3万人。鉴于当时该城人口超过15万大关，天主教教徒人数相当于该城总人口的20左右。到1700年，我们可以从受洗的数据中，更准确地推算出阿姆斯特丹的天主教教徒人数——因为届时，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教徒都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天主教神父的洗礼。考虑到犹太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3，外加其他教派的微量差额没有纳入计算，我们认为该城天主教人口大约略低于总人口的25，类似于哈勒姆达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