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1647—1650年：威廉二世执政期（4）

威廉二世力图利用这个总三级会议大型巡视的程序，展示自己的权威、权力和人气，并且明目张胆地动员支持自己的公众，逼迫荷兰省摄政官退让。在近代早期的环境里，这是试图将平民大众当作政治的决定性工具而使用的关键实例。但是，荷兰省的民众不像其他省份的那样坚定支持亲王威廉二世。在巡视的第一座城市多德雷赫特，他取得了一些成果，毕竟这里的行会一贯是奥伦治派。这是一座被纷争困扰的城市，摄政官彻底陷入恐慌，执政在总三级会议代表，以及由400名贵族和士兵组成的护卫队的陪同下进城。他的得力助手、泽兰省贵族院成员、狂热的奥伦治和加尔文宗正统派支持者亚历山大·范德卡佩伦宣读了亲王给议事会的致词，明确无疑地表达了亲王对多德雷赫特一城和对荷兰省整体的不满。

然而，多德雷赫特之后，亲王意图制造的势不可当的压力并没有成形。代尔夫特同意亲王进城并聆听他的演讲，这是出于对他本人的敬意；但该城拒不允许他的军事护卫进入。阿姆斯特丹发消息称，奥伦治亲王威廉二世可以以执政的身份受到接待，但不是以总三级会议巡视团首领的身份，因为荷兰省此前投票反对巡视的议案。亲王进入阿姆斯特丹后发现，所有城市民兵都在游行队伍中，而且市长们拒不允许他宣读致词。他相当震怒，甚至直接冲出城市，没有留下参加为他准备的舞会。

1650年7月30日，威廉二世亲王不顾荷兰省在最后时刻做出妥协的尝试，发动政变。他手下的军官以总三级会议的名义，在三级会议大厦逮捕了6名主要摄政官，包括多德雷赫特市长雅各布·德维特，哈勒姆议长阿尔贝特·勒伊尔。海牙部署了军队，以维持秩序。与此同时，亲王从海尔德兰驻军中调来的1.2万总三级会议军队，在威廉·弗雷德里克的指挥下，趁夜聚集到阿姆斯特丹。一个例行从汉堡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邮递员在骑行途中经过了正在行进的军队，就立即发出警报。当市长们收到他的警报时，军队已经近在咫尺。阿姆斯特丹刚刚能及时关闭城门，召集城市卫队。威廉·弗雷德里克并不打算强行攻城。军队在城外安营扎寨，等待执政下达命令。这一插曲确实有其荒唐的一面。不过，虽然没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该城，但奥伦治亲王威廉二世如今还是能站在优势地位参与谈判。结果证明，亲王如今成了国家的主人。他的两个主要反对者——安德里斯·比克尔和科内利斯·比克尔被清洗出议事会。该城着手废除荷兰省解散军队的命令，并且同意接手新军队和制定开销标准要在总三级会议中经七省共同批准。阿姆斯特丹一屈服，执政及其军队便离开了。

为了替自己的政变辩护，奥伦治亲王给各省三级会议和荷兰省之外的主要城镇的议事会致信。在弱小省份，舆论普遍是支持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显然怀揣着对阿姆斯特丹的嫉妒和不满之情，要不就是直接的敌视。对阿姆斯特丹所遭受的羞辱，乌得勒支二次宗教改革的领袖范洛登斯泰因表达出愉悦之情。亲王心满意足地收到了满是奉承的回复，特别是对于泽兰省三级会议的祝贺。然而，荷兰省外的一些政治精英暗示了他们对亲王所作所为的不安，甚至是不赞同。奥伦治派和加尔文宗正统派的据点聚特芬，对打压阿姆斯特丹政变的支持并非全心全意，一些人甚至敢于批判范德卡佩伦，因为他自己的省份投票反对巡视，而他却加入了亲王的巡视队伍。

小册子大战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650年与1618年、1672年一起构成了黄金时代的三个巅峰时期，这些年荷兰出版商发行的政治和神学—政治小册子在数量和激烈程度上都达到顶峰。大多数论点都关于省主权。三级会议派秉持格劳秀斯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精神，坚持联省的主权只存在于各个省份自己手中。奥伦治派和富修斯派主张，各省在共同加入同盟时，就各自放弃了部分主权，而创造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整体主权”——现代作者会把这称为联邦政府。奥伦治派和富修斯派认为，这个“整体主权”掌握在总三级会议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总三级会议的定义要包括“三级会议和尊贵的殿下”。亚伯拉罕·范德费尔德与其他二次宗教改革的理论家类似，坚持称联省是个“主权共和国”，“各省份的特殊主权”居于其下。奥伦治派嘲讽三级会议派理论家喜欢援引瑞士联邦的例子，认为它是与联省类似的由享有主权的独立邦组成的同盟。奥伦治派并非毫无道理。瑞士的例子此时吸引了三级会议派——后来也吸引了彼得·德拉库尔和乌尔里库斯·许贝尔，这是因为瑞士也有一个共同的三级会议，但它能行使的权力甚少，各个独立邦的主权依然不容挑战。奥伦治派将瑞士斥为不相关的案例，因为它没有维持大型的常备军或海军，每个独立邦还奉行各自的宗教政策；而在荷兰共和国，所有省份必须遵照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的决议，支持同一个公共教会。奥伦治派认为，联省组成了统一的共和国。他们否认执政是个君主式的人物，因为这与真正的共和国体制不相容。但他们主张，共和国天然地需要一个“杰出首领”，在这一点上共和国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类似，它们同样有各自的“总督”。社会上充斥着赞同和贬斥格劳秀斯的意见，它们都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简略表述形式；简而言之，它们让小册子作者和评论家得以阐述自己对整个政治、教会和神学问题所形成的复合体的观点。

威廉二世通过政变无疑改变了共和国内的权力平衡，这与莫里斯1618年的做法颇为类似。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荷兰省三级会议依然默不作声。威廉二世亲王把逮捕的6名摄政官囚禁在劳弗斯泰因，即曾经关押格劳秀斯的地方。再没有人反对他的固定军队标准、军费开支，以及他制定的外交政策。威廉二世亲王运用自己的权力拉近了与法兰西的关系，制造了与西班牙的冲突。他还加紧了对反对派摄政官的钳制，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怂恿总三级会议调查荷兰派去明斯特的全权代表，以确定他们是否接受了西班牙人的贿赂。回想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命运，保如今深陷忧虑。他恳求西班牙大使，严加看管他与西班牙大臣的联络信件和与他有关的信件，同时恳请西班牙官员在提到他时，不要带着“赞扬，而要显得极为冷漠”。

但是，不管这位年轻的执政的最终意图是什么，他很快就过世了，还来不及巩固自己带来的变局。有几个月的时间，“正义的爱国者”一直处于狂喜的情绪中。然而，这种狂喜戛然而止。1650年10月，威廉二世高烧不退，随后被证实染上了天花。11月6日，执政在海牙过世。许多归正会信徒相信这场政变是上帝为了保卫国家和教会的利益而进行的神圣干预，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失去敬爱的威廉二世亲王。对他们而言，亲王的去世是毁灭性的，而且无法解释。震惊和沮丧之情延续了数个月。因为随着亲王的去世，刚刚才建立，而且看似坚固的新政治秩序和公共教会的前景顷刻崩塌。突然之间，三级会议派再次掌权，第一段无执政期开始。奥伦治派唯一的安慰是威廉二世期盼已久的儿子威廉三世在1650年12月出生了，仍然有一部分民众感恩戴德地庆贺他的诞生。